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
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
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
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周公制礼，是周公一生最主要的功绩之一。周公“制礼”是为了满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分别制定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各自的不同行为规范。周公之“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等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
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这些不同于殷人的社会制度，虽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礼作乐时亲手制定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摄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周代社会制度的基础。
可见，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前无所因的创举，而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损益夏*商旧礼，结合周族原有的习惯，制定出的一套调整宗法人伦制度和行为规范体系。
在政权与各种制度的建设方面，周公继承损益前代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例如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等，井然有序，使政治上有君臣上下之分，有等极之别：在宗法上有大宗、小宗之别；在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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