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对席时泰医生的被暗杀表示抗议，并且要求在日后严格履行日方与工部局之间关于防止租界内恐怖活动所达成的谅解。三天之后，即1939年4月19日，工部局警务处押送着赵志祥，越过苏州河上的边界，来到日本宪兵队总部。
当天下午4点钟，作为“诚意”的表示，工部局的警探们将赵志祥交给了日本宪兵这位前裁缝店学徒便落人了敌人的虎口，从此再未露面。
5月份，恐怖活动减少了，但是合作政策受到了关于悬挂中国国旗之争端的进一步考验。为了取悦于日本人，工部局在1939年3月12日曾发布命令中国的“青天白日”旗在一年中悬挂的日子不得超过8天。
然而，爱国的店主们却试图在每个爱国场合展示国旗，而全然不顾穿着中式服装的日本特工的暗杀威胁，以及中国通敌流氓的阻挠。
几家伪报纸激烈地抱怨人们在3 月27日——七十二革命烈士牺牲的周年纪念日里悬挂国旗，并指责租界当局未能严厉地强制执行禁令。
伪市长傅小庵指控国民党在租界内利用新近组织的“上海人民动员会”，以这种方式鼓动民众，他声称“靑天白日旗标志了中国的苏维埃化，并且也有排外之意。”
此话并非全无根据，因为国民党的党歌中即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之语。这难道不足以表明此旗具有强烈的排外含义？西方租界当局肯定意识到这一切，因此，最好还是不准悬挂此旗。
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中国国旗挂遍租界上空，同时，很多中文报纸严厉地抨击了日本总领事要求工部局禁止挂旗一事。
而亲伪的《新申报》则攻击工部局，抱怨道:“工部局只委任华籍和西籍警察，而非日籍警察在5月1日上街巡逻。这充分证明工部局缺乏诚意，无视日本当局的要求。”
它并警告道:“假如反日分子积极活动，日本当局将认为有必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嗣后，1939年5月10日，法国总领事以其法租界首脑和工部局总董的身份，会见了各方警察首领。美、英总领事都应邀出席，这次他们都达成了一条共识
”国民党持续的秘密而积极的活动，应对此间发生的大部分恐怖事件、政治骚乱和反日宣传负直接责任。当地的国民党不仅应该对诸如“(上海人民)动员会“这类组织负主要责任，还被认为与诸如“中国青年铁血救国团”这样的恐怖会社有联系。”
接着，工部局釆取坚决措施，“以令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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