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看下去，蒲素发现6月12日，中国外交部终于对美国国务郷赫尔5月22日的备忘录作出了回应。回应比较强硬，声称“若未获中国政府的同意，它与租界之间的法定关系决不容许改变。”
外交部长坚持要”维持日军入侵前的状态”，并拒绝承认对租界内民众悬挂国旗的任何限制。在这一照会里还说，租界当局所谴责的活动，乃是由爱国热情激发的个人行为;并且，他们的行动远逊于日本人及其傀儡所干的真正的“恐怖活动”。
毋庸赘言，中国政府不会认可对租界内悬挂国旗的任何限制。
然而，在重申这一立场之后，重庆方面以抚慰性的口吻结束了备忘录强调了中国政府感谢美国政府，本着友好和同情的精神保护了上海民众。也高度赞扬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保护，努力照顾了租界内华人的生命与利益。
尽管中国政府表达了如此的感谢，而美国人在1939年夏天也发现自己不能赞成英国的要求，即支持在东京开会商讨天津租界的命运。
1939年7月，英国试图与日本就天津问题达成协议，却发现日本坚持将此问题放在其对中国权力要求的框架中进行谈判。显然充分意识到这样一种更大范围的协议可能成为“远东慕尼黑”，但英国由于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显得无能为力。他们因此只能屈服。
1939年7月24日，东京的英国大使接受了所谓的克莱琪一有田协定(craigie arita foru)。据此，英国承认“大规模的敌对活动正在中国展开”。日本军队有责任在其占领区内保卫安全，维持法律和秩序。英国领事馆官员不应该阻止日本军事当局，为了这一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然而，克莱琪一有田协定的新闻却引发了刚刚击败泛美中立法修改提案的美国不满。1939年7月26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决定给予日本必要的六个月的时间，以废除该条约。
这个消息一出来，中国人立即齐声欢呼。日本人，尤其是东京的者，则将此事视作美国东亚政策的关键性转变。他们此时斗志正盛，日本军部不可一世，错误的认为自己天下无敌，非分之想也就越来越炙热。（就是在这一次，美国以经济制裁作为开端，这一制裁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导致了日本偷袭珍珠港。）
在东京谈判进一步损害租界的自治之后，美国人和之前相比有点自相矛盾地，（有人说是倔强地）变得强硬起来。但不管美国人的态度怎样，上海公共租界里的英国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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