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自古以来首都的地理变迁就十分频繁，其中当然不乏地理条件的演变，但主要是人事所为。因此钱穆指出，“在人文复式国家，首都之选择，实为一至重极要之事。一国家之规模与精神，只看其首都之选择，已不啻如示诸掌”。
事实上钱穆所讲的立国规模与精神，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共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气质，同时也可视作国家的宏观战略和基本国策。因此立国规模本身即是制度结构和文化气质的统一。钱穆把中国历史上的立国规模与精神主要分为两类：顺势进取和逆势退婴。而中国的立国规模同中国的地形地势又有极为紧密的联系。
总体而言，中国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西北为内陆地区，气候寒冷干旱；东南为季风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在经济层面来说，东南物产丰饶，经济繁荣，而西北物资匮乏，经济发展滞后。因此，就自然之势而言，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会自然地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一切风气土物，亦削于西北而积于东南”。
实际上，有此种中国地理现实所引致的“自然之势”于中国各地均有不利影响。与西北地区的不利之处前文已经详细说明。扼要而言，西北的贫瘠闭塞不利于现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使中国始终面临分裂和解体的危险。
然而，这样的局面于东南地区而言同样是有害的，人力物力资源在东南的高度集中，会导致“东南常有沉淀壅滞之患”。在费正清、孔飞力等历史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明清帝国中叶，中国东南地区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同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隐患：
人口过度增长突破了当地农业生产能力所能承载的数量，由此江浙地区产生了大量无地流民，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激化。而钱穆所看重的是，过度的富庶和安逸对一个民族之精神气质的侵蚀和消磨，尤其是当中国的首都地处“六朝金粉”的金陵或临安时，中国自然不复有汉唐时期磅礴恢弘的精神气质。
钱穆藉此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秦汉隋唐为一个历史时期，宋元明清为第二个历史时期。西汉、隋和唐将国都置于长安；北宋以汴京为都，南宋偏安临安，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钱穆认为，历史上凡是定都长安的王朝都展现出一种逆势进取的国家精神。
就自然条件而论，长安实非定都之首选，关中地区的经济不足以供养国都，因此需要利用漕运从中国东部地区输送粮食物资，劳费极大，同时秦汉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在中原，洛阳和汴京都是中国人才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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