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所示，钱穆将未来新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隐患定位在中国的北部强邻苏联，那么定都西安就是效仿明成祖故事，通过将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建立在与外敌抗衡的国防第一线，以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和策略来构建中国的新国防体系。
我们似乎也应当考虑钱穆在文中所不便明言的国内政治环境。《论首都》一文写于1942年，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开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战后新首都问题》写于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国共两党即将就战后中国的政治统一展开协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钱穆自然很可能去关注和思考，如何使两个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纲领和组织原则的政党达成一致，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统一和战后建设。
我们不难想到，西安距离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延安仅有300千米左右，西安亦可以被视作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范围的交汇点。定都西安对两党而言既是政治合作的象征，也是通过政治地理的现实条件促成两大政党的实际权力范围得以融合统一。
▍进退之势与立国规模：钱穆论首都地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钱穆对于新中国首都之地理区位的高度重视反映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现实政治层面，钱穆高度重视首都位置与国家建构及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个层面，钱穆试图通过新首都来重塑新一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如果说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主要是应对立国时势而作，那么民族精神的重塑则称得上影响未来中国命运走势的百年大计。在此钱穆主要借助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来诠释地理因素对国民精神和国运走势的内在影响。
钱穆在《战后新首都问题》一文中通过梳理秦以降两千年来中国各朝代首都区位的变迁与本朝立国规模的关系来论述该问题。在开篇，钱穆从“有些国家常有首都问题之发生，而有些国家则否”展开对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类型学划分。
在钱穆看来，古往今来的国家分为两类：自然国家和人文国家，或曰单式国家和复式国家。钱穆认为，除开西方的帝国以外，泰西诸国从古代城邦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都是一种自然单式国家，因为它们都有自然之疆界与民族。
相比之下，中国自秦汉以来就进入了人文复式国家的阶段，“其国家之创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复为自然的地形与民族之隔阂所限”，也就是说，中国国家的形成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相比较小，而受中国文明传统的影响更大。因此，西方大国的首都如伦敦、柏林和巴黎是自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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