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撤军谈判破裂之后，向中国提出了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日本之提出此案，是想既把清军拖在朝鲜，又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以达到进一步挑衅的目的。在此阶段中，“中倭皆不干预韩政，惟劝韩自行清厘”的意见，认为“尚是正论”。并断定日本“以重兵挟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任他多方恫喝，当据理驳辩勿怖。。”总理衙门也告诫日本:
“朝鲜有其自主之权”，“不得对其内政滥加干涉”。在谈判中通过斗争来保全和局，坚持了原则立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日本决心挑起战争这一点，李鸿章并无充分的估计。他不是加强战备以保全和局，而是用绥靖手段以求和局，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六月十七日，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提出增兵的建议:“察倭颇以我急欲撤兵为怯，狡谋愈逞，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候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望就范.”李却复电曰:“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十八日，袁世凯亦致电李鸿章，“日廷意在胁韩，大鸟不能自主，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洋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建议加强军备，不可单靠口头上的交涉。李鸿章也只是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添调数船住仁川，以“聊助声势”。。对于汪凤藻、袁世凯二人加强战备的建议，他致电总理衙门阐述己见说，“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李鸿章在已觉察日本怀有“侵夺之谋”的情况下，不作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立于不败之地，而想依靠外交上的折冲尊俎来保全和局，，日本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强硬地表示:“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李鸿章的这一幻想也就破灭了。
六月二十一日，日本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向朝鲜继续派出第二批部队，并撇开中国而单独胁迫朝鲜政府“改革内政”。日本挑战的意图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当时，日本方面虽百般威逼，朝鲜政府仍严正指出:日本“严限实行改革的日期，不免有干涉内政之嫌。。”并表示:“内政改革一事，须待贵军撤回之后，我政府可实行之。”拒绝了日本以高压手段强勒“改革内政”的计谋。此时，清政府主要依赖列强进行调停。在朝鲜，袁世凯与大鸟圭介的交涉已告终止，在北京，总理衙门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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