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想到,把所有能准备的都准备好。手术之后,不管结果如何,你都要诚实地告诉他。成功说成功的话,失败说失败的话。不要逃避,不要撒谎,不要找借口。这就是‘面对’。”
曼因斯坦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做过无数次手术,拿过诺贝尔奖的奖章,写过无数篇论文。但此刻,它们只是一双手,一双即将为陈建国做手术的手。
“教授,你陪我做。”
杨平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手术那天,你陪我做,我需要你在场。”
杨平看着曼因斯坦,看了很久。
“好!我在。”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团队进入了手术前的最后冲刺。
曼因斯坦把手术方案过了十多遍。每一个步骤,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每一套应急预案。他在白板上画了一张巨大的流程图,从患者入室到麻醉诱导到手术切口到基因编辑到术后复苏,每一个节点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风险等级和应对措施。
奥古斯特负责器械准备,他列了一张清单,上面有一百四十七项物品,从最核心的基因编辑试剂到最不起眼的止血棉签,每一项都打了两遍勾。他把这张清单贴在了手术室的墙上,进一个勾一个,出一个再勾一个。
克拉拉负责术中电生理监测。她在术前三天就开始调试设备,把所有的电极、放大器、滤波器都测了一遍又一遍。她对曼因斯坦说:“你放心做手术,信号的事交给我。只要有一根轴突长过去,我就能告诉你。”
汉斯负责术后康复方案,他查阅了一百多篇关于脊髓损伤术后康复的文献,结合陈建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为期五十二周的个性化康复计划。从术后第一天的被动活动到第五十二周的社区步行训练,每一周的目标、方法、评估标准都写得清清楚楚。
弗里茨负责一件事——告诉M7。
那天下午,弗里茨蹲在M7的笼子前面,用德语轻声说了很久。杨平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从M7的表情来看,它歪着头,眼睛一眨一眨的,偶尔伸手碰碰弗里茨的手指,它似乎听懂了。
“弗里茨跟它说了什么?”杨平问奥古斯特。
奥古斯特翻译:“他说,‘M7,你的任务完成了。下周有一个人要来,他和你一样,坐了很久的轮椅。你要给他力量。让他看看你是怎么站起来的,怎么走路的。你是他的榜样。’”
“M7能听懂吗?它似乎能够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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