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资之匮乏，需渐次解决；学生思想之疏导，更需智慧与耐心。一味弹压，适足激变；放任自流，亦非良策。为教习者，当以身作则，引导学生扎实学问，明辨是非，养成健全人格与爱国情操。至于激烈革命言论，可陈其利害，示以正道，使其知救国非仅破坏一途，建设之才尤为急需。”
“承询及‘阵痛’与‘危机’，吾以为，二者本是一体。处理得当，阵痛之后即是新生；处理失当，则危机爆发，前功尽弃。此中关键，在于主事者是否有真诚育才之心、包容并蓄之量，以及因势利导之智。吾等虽蛰伏山林，然心系教育。倘有所见所思，自当随时交流……”
写至此，他停笔沉思。他知道，自己这些“稳妥”之论，在那些热血青年听来，或许过于迂缓。但他更清楚，在这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比激情更稀缺的，是沉静而长远的建设性眼光。教育尤其如此。它塑造的是未来一代的国民性，急功近利、非此即彼的思维，只会造就更多迷失的灵魂或狂热的牺牲品。
他想起谭嗣同。复生兄当年何等激烈？然其《仁学》之深刻，正在于超越了简单的政治方案，直指文化与人心的深层变革。如今，变革的闸门已开，但如何引导这洪流，使其既能冲刷污浊，又不至于淹没一切文明的根基，需要的正是复生兄那种穿透表象的哲思，以及比单纯破坏更复杂的建构智慧。
可惜，复生兄已不能见今日之局。而他自己，也只能在这西山精舍，以笔墨发出一点微弱而固执的回响。
他站起来，伸伸腰，而后坐下来继续写道：“……窃以为，今日教育之要，在于融合中西，贯通古今。既须大力引入格致、法政、实业等新学，以应时需；亦不可荒废经史子集之传统，以固根本。盖一国之民，若无文化认同与历史意识，则如无根之萍，纵有新知技能，亦难凝聚成稳固之民族、强盛之国家。此中平衡，极难把握，然必须为之。学堂课程设置、教材编纂、师资培养，皆当体现此旨。”
“至于学生关心国是，议论时政，乃青年爱国热诚之自然流露，不宜简单禁绝。可设时政讲座、辩论会等，邀通达之士主持，引导其理性分析，了解国情之复杂、改革之艰难、建设之具体。使其知，爱国非仅口号激情，更需真才实学与踏实努力……”
信较长，他写得慢，仿佛每一个字都需仔细掂量。这不仅仅是一封回信，更是他对自己教育理念的一次系统梳理，是对这个正在撕裂又重组的时代，一份深沉而无奈的回应。
他知道，这封信能改变的实际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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