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的同情正在我们这边，没有人公然以日本为是的。”当1933年2月，他观察到国联“突然转于强硬的态度”，因而可能有利于中国时，便在《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一文中，驳斥国内流行的“国联路穷命尽，且作困兽之斗”之说。
而傅斯年在《睡觉与外交》中对国联的解说，几乎就是胡适说法的翻版。他指出：“国联遭日本之一击，德国之再击，而威权大失，诚是事实，然这局面也不是一往不变的。……国联本身无尺土之守，一人之柄，本是一件空东西，然而他的组成分子并不是些空东西，而是些强大的国家，环以多数的小国。……国联不是别的，只是世间受了欧战之教训以后，想出来的一种以会议代秘密外交，以多元代替一个重心之新的国际政治合作机用”。他还指出，国联转机在望，忽略和轻视它的做法，诚为不智
直到1935年10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对华北侵略的日渐加深，国内舆论对国联越来越表示怀疑之时，傅斯年仍在响应胡适《国联的抬头》中的立场，维持着国联的地位。他说：“今日国联虽遭空前之难端，却不能不同意于胡适之先生所称‘国联的抬头’。在国联的抬头中，我们不能不一喜一惧。”
如果说，傅斯年和胡适这个时候又走到一起了，那可就大错而错了。
因为，1936年5月3日，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发表《国联之沦落和复兴》，文中说道：“到今天，国联真算它有生以来最倒霉的日子了。一次一次的失败，现在竟弄到毫无荣誉可言” 在另一文中，他干脆说：“现在真是国联最不能抬头的时候了！”这自然是针对胡适“国联的抬头”一说的。
这是怎么回事？傅斯年对国联的态度怎么这样的反复无常呢？
其实，傅斯年在政治上，应该是属于那种不是很开明的民族主义者。人们经常谈到，傅斯年做为傅氏家族的一员，按说应当以他的先祖，清朝第一位状元傅以渐为荣。然而恰恰相反，他是很不愿意别人在他面前提这位先祖的。应该是在他心底，认为一个汉族人，成为满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对国联呢，他也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国联的行为对自家有利时，就赞扬。当国联的所作所为让他大失所望时，自然要不满了。
他当然没有胡适那样的胸怀和眼界。
前边说过，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的主战，并不存在根本的厉害冲突。因为，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这都是我们这边的事情，都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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