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可以说，傅斯年很早就萌生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学问的念头，他在北大上学时就说过：“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
傅斯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留学。他自述留学动机和计划是：“我将来要专那门科学，现在还不会定。但以心理学为心理的、社会的科学之根源，我至少以三年的工服去研究它。在研究它以先，去研究动物学、生理学、数学。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
研究傅斯年的思想，能够看出：他在英国求学的“主要目标是一方面摒弃代表着中国思维方式的模棱两可、过于笼统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同时运用一些实验的、观察的和数理分析的方法探求人类思想的深层”。
傅斯年这种无畏的、不功利的探求，不仅仅在于他对科学的信奉，更在于早早就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即“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
他后来曾经有过这样的自我评价：“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若为政府persecuted，也还如是，惜乎其不然也。……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
在寻找到“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过程中，傅斯年在如何看待中国古史问题上，是经历过一个过程的。
在北大求学期间，傅斯年曾著文认为：“周平王东迁以前，世所谓唐虞三代，此时期中，虽政治不无变化，而其详不可得闻，既无编年之史（《竹书纪年》不足信），又多传疑之说（夏殷无论，即如两周之文王受命，周公居东，厉王失国诸事，异说纷歧，所难折衷）。惟有比而同之，以为“传疑时代”。盖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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