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的目的，当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同样给予了明确回答：
“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束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在这里，傅斯年揭示了重建中国语言历史之学的三个重要途径——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民间去采风，统而言之，就是“要实地搜罗材料”。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办起来之后，傅斯年在不同场合反复阐述这样的观点：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最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都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道：“研究所的宗旨，一、到处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可行付给之工具）整理材料。其事业：一、助有志此项研究之学者；二、继续已动手之工作之进行（有他处已动手，而力不足遂止者）；三、自己创始几件合众力方可成功的工作；四、训练若干有新观点、用新方法之少年工作者（我们都算在老年列里）；五，为全国同趣味之人创一个刊印研究结果，并奖励机关。此必我兄所赞同也。……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
傅斯年不仅以“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来要求史语所同仁，他本人在研究中也身体力行，注意践行这一宗旨。同在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就单列有“史料论略”一节，专门讨论史料的性质与整理，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史语所创办初期他的史学观点：
他在讲义中写道：“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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