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区别。汉朝后期的士，指的都是文士，不包括春秋战国时代的武士。
在汉朝中后期，武士已经失去了士的身份，由武士变成了武人。失去士族身份的武人，成为了包括士族在内的各方势力争夺权柄的工具。
武人在当时地位已经相当低下了，变成了鄙夫。武人一直希望能够在朝堂中形成自己的势力，而不是沦为附庸，但是很多人的努力，都失败了。
像前后平定凉州叛乱的赫赫有名的“凉州三明”：皇甫规、段颎、张奂三人，虽然后来都当上了高官，虽然他们也都拜在大儒门下，饱读诗书，甚至著书立说，但依然被士族斥为鄙夫，不被人接受。
镇压黄巾起义的三将中，朱隽，卢植本身就是海内人望的大儒，只有皇甫嵩，是皇甫规的侄子，武人出身，虽然他的功劳最大，灵帝时代的名将不作第二人想，但当他当上了冀州牧，权势滔天时，平素与他交好的士人们纷纷中伤，不久就被召回了洛阳。
由此可见，武人要想在朝堂中取得势力，其难度不亚于道家的重返朝堂。二者都希望与儒家士子和谐共存，但是都失败了，最后，都采取了暴力路线。
当然，武人中采取暴力路线的不是皇甫嵩，而是董卓。董卓，这是读汉末历史无法回避的一个武人的名字。
董卓，良家子出身，也就是平民出身，凭借战功一步步由下层士兵当上了一方大员，当然，这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董卓自己才知道了。
董卓的出身，让他不敢奢望成为朝廷九卿之类的官员，他只能依附于各方势力，而灵帝去世之后的外戚宦官争权，无疑为董卓提供了一个机遇。
董卓抓住了这个机遇，在外戚与宦官两败俱伤之后，成功的入主洛阳，通过废立之举，一举控制了朝政，不过，士族势力无疑不会让董卓武人主政的梦想成真。
这时，士族的一些元老级人物周旋于朝堂之内，而一些少壮派的士子，如袁绍、曹操之辈，便离京到地方上组织反董势力。
其实各路诸侯反董之前，董卓在洛阳的作为并没有太多过分的地方，充其量就是一个废立之举，没有在主政后就大肆培养个人势力，也没有太多的夺取士族手中的权柄，还是依靠士族来维系朝政。
董卓后来的丧心病狂，是来源于不被士族接纳，甚至联合反对后暴发的。这次反董行动，出现了几个极其不好的现象：
一是矫诏，就是假借天子的名义，导致汉室威信大降；二是地方擅自出兵，这是造成诸侯割据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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