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事功与伦理劝导，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也是构成外儒内法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成因。
一般而言，儒学重仁政，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讲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这两种思想在汉代时即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
中国历史上有“人本善性善论”、“人本恶性恶论”、“善恶兼论”等认识，不同的人性认定导致了以“霸道”、“王道”和“杂道”（即“帝道”）为模式的“法治”、“人治”、“人法兼治”的差异。
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性恶论”为出发点，讲“崇法尚术”、“唯法为治”，创立了“以名责刑，以法为本，以术治下”的“刑名法术”学说，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以法治国”的统治理论。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秦王嬴政又采用了法家韩非的法治理论，最后统一中国。但是，法家的严刑峻法、重赋繁役，恰恰成为秦统治者谋求长治久安的致命伤。
孔子以“性善论”为前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力主德治。孟子集孔子德政思想而提出了“仁政”学说。为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所奉行。传说中的大贤尧、舜、禹都是以德高望重而继位和以仁德爱民而传扬于世的。
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以“霸”与“王”作为治国之道的是战国时的孟子。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因此，所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荀子则认为，王、霸虽有差别，但也可以相通。“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上可以王，下可以霸”，霸道可以补充王道。
这就为后来儒家所倡导的德主刑辅思想提供了张本。“杂道”即“帝道”其核心就是德、刑并用，将法家的刑治与儒家的德治结合起来。
当然，李陵也非常推崇秦国的郡县制，这可是被证实延续到现代的良好政治制度。有了这些先进的制度，李陵当然相信，前所未有的相信：
大商内部的神棍们不值一提，大商腐朽的贵族阶层不再是事，大商的小弟西岐再也不是对手，然后“皇帝”的称号，不就加诸己身了吗？到了那时候还有秦始皇什么事？该是李始皇了！哦，说错了，是商始皇！
古人所说的“皇帝”，意指天地，天为皇、地为帝。
“皇为上，帝为下”。“皇者，皇天。”“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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