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草根剥树皮”到“典衣装拆屋舍”，卖完东西又卖妻卖儿，到后来发展到“父子相食，夫妻相食，兄弟宗亲相食”的地步。
十四年春，老天终于开眼，下了点雨，于是人们“剜肉播种”，没想到春天就发生了蝗灾，蝗虫像潮水一样涌来，在地上“厚积尺余”，青苗全都填了蝗虫的牙缝，人们饿得恨不得把自己吃了。
严重的灾荒使社会动荡不安，而此时杨嗣昌将官军主力集中在湖北四川一带，对于中原地区的控制比较松驰。一时间河南的土寇“大起如蝟毛”，大大小小有一百多支队伍，这些武装割据一方，经常为了争地盘相互攻杀。
应该说崇祯十三年以后河南发生的民变与崇祯元年起陕西发生的民变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起自陕西、在各省流动作战的变民被称为“流寇”，河南地区形成的变民主要在家乡一带活动，被称为“土寇”。
两者结合起来，掀起了导致明朝灭亡的大变乱，而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媒质，正是李自成。时人评论：“（自成）既入豫，如虎出柙，遂不可制”。
李自成看见大批饥民从河南来逃荒，断定大灾之地必定有不少亡命之徒，为了发展队伍，扭转两年来势单力薄的被动局面，李自成决定进行战略转移。
崇祯十三年八月，李自成焚烧辎重，率轻骑从湖北房县出发，取道陕南平利、洵阳、商州于十一月进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跳出了官军的包围圈。
李自成到河南，如同星星之火落在火药桶里，爆发出极大的能量。他与当地的土寇瓦罐子、一斗谷等联合，在短短的时间内，民军从不到一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接连攻破鲁山、郏县、伊阳。
李自成相貌凶恶，鹰眼蝎鼻、声如豺狼，他性情残忍，常把人杀死后砍脚剖心取乐。到了河南以后，看到当地阶级矛盾尖锐，为争取当地贫苦大众的支持，他利用这一矛盾，逐渐转换形象，不再大肆杀戮，而是把矛头直指统治阶级。
十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宜阳时，民军不杀平民只杀官。
不久之后攻克永宁，民军将万安王朱采（轻）和地主豪绅一百多人过堂“审判”后处决，接着乘胜攻克偃师、灵宝、新安、宝丰等地。
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开始攻打洛阳城，二十日晚，明将王绍禹倒戈，大开城门迎接民军，二十一日凌晨民军兵不血刃占领全城，并于迎恩寺活捉福王朱常洵。
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的宠儿，崇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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