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报答崇祯将他起于田亩之间的知遇之恩，杨鹤刚上班就向皇帝呈上一个关于培养元气的奏疏，这并不是要教皇帝练气功，而是建议皇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杨鹤认为，辽东战争和朝廷的党争己使明朝元气大伤，此时的明朝就像一个病重的人，需要培养元气。
这个看法很有道理，明朝此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辽东战争的拖累以及朝廷大臣长期党争厮杀造成的创伤，国家己经陷入危机之中，急需休养生息。
应该干什么和需要干什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病的人不见得能够休息，为了生计，有时病人也要进行劳作。
明朝己经错过了休养生息的时机，过度的内耗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陕西民变如火如荼，必须大动干戈，为此需要广泛动员，使出吃奶的力气加以压制。因此，杨鹤的理论虽然好，但是解决不了现实中的问题。
杨鹤的理论根本派不上用场，朝廷却要他去做和他的理论背道而驰的事情——去陕西镇压民变。
光说不练的杨鹤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对于这项任命惶恐不安，皇上召见时，他向皇上说明自己没有在边疆的阅历，不懂军事，没有勘定祸乱之才，难以胜任此项工作。
然而官场上的事情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崇祯坚持认为杨鹤行，他批准了吏部的任命，杨鹤只好无奈地上任去了。
杨鹤到了陕西时，陕西的民变己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处于上升态势，好在陕西是兵库，附近有好几个军镇，贼虽然多，但是兵也不少，因此局势还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崇祯二年，杨鹤上任前后，官军对民军的打击力度加大，民变首领王二、王大梁被刘应遇击斩，王左挂被参议洪承畴击败，陕西民变受到了遏制。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打断了镇压民变的进程，使形势急转直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己巳事变。
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勾结蒙古大举入寇，连陷京东重镇，兵逼北京。在火烧眉毛的情况下，朝廷召令天下急速勤王。
西北边区各位督抚动作十分迅速。山西巡抚耿如杞、山西总兵张鸿功一马当先，带领八千人马开往北京。
陕西也不甘落后，三边总督杨鹤、陕西巡抚刘广生、甘肃巡抚梅之焕、延绥巡抚张梦鲸也都应诏抽调各镇精兵一万七千多人，由沿边五大军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麟、王承恩、杨嘉谟率领，赴京勤王。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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