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贼策略完全只为保护江南士绅的利益，把大量兵力调集到了长江以南，防止闯贼渡江，任凭被洪承畴剿灭大半的闯贼闯入了商洛山，从此侯询便开始以邻为壑，与陕西巡抚孙传庭开始推诿扯皮，幸而闯贼并未大乱，只是前出控制了郧阳一带，屯田自守，占据陕、豫、湖广三省交界处。
即便如此，杨嗣昌对于李自成的忌惮更甚，甚至超过了打下中都祸乱江北的张献忠，从塘报中杨嗣昌敏锐的察觉到，从陕西逃出的流贼，绝大部分都投入了李自成的麾下，李自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闯王，而李自成在陕西、四川和湖广的表现也证明了他的能力，无论胆略还是手段都是流贼中首屈一指的，最重要的是，其御众严格、号令如一，在郧阳一带屯田练兵，已经开始树立法度和威信，不扰民抢掠，还杀富济贫，与抢掠成性的献贼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侯询退守长江和汉水后，李自成收留饥民，开仓赈济，在当地已经广有贤名，塘报上更是说：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势如燎原。
然而杨嗣昌却对湖广的局势失去了控制，不缺粮饷和兵员的侯询根本不理会内阁的命令，只想着把李自成逐出湖广，无论去中原还是陕西都无所谓，杨嗣昌唯一能做的就是督促陈新甲、孙传庭加快练兵的速度，赶在李自成势不可遏之前控制住局面。
然而，天不遂人愿，无论天子还是杨嗣昌都无法改变这个特殊时代的气候，从崇祯十年春季开始，中原大旱，粮食几近绝收，继而‘旱极而蝗’，无数的飞蝗从河北白洋淀和黄河沿岸出现，迅速弥漫河南、山东与北直隶，沿途所过之处，遮天蔽日。
“夏蝗，东至东海，西尽河东，遮天蔽日，旬月不息，所过之处，草木、农稼靡有孑遗，饿殍枕道，河南尤重，田野无食，百姓大饥，捕蝗而食。苏北飞蝗遮天，有蝗长三寸余，鲁南灾盛，落地厚尺许，亘数十里！此次旱蝗二灾，河南尤甚，田禾绝收，斗米数千钱，百姓无以为食，以树皮、杂糠为食，后进山掘白泥果腹，死者尤众，百姓或入林为寇，或易子相食，法度尽毁，再无人伦，此乃国朝未有之惨状。”
由河南巡抚递上的折子让天子震怒，不仅天坛秋雨，还下了罪己诏，而杨嗣昌悲愤于好不容易取得了中原安定在一场灾难之中毁于一旦，立刻开始赈灾，不得已挪用了原本用来练兵的饷银，然而，旱灾持久，蝗灾广布，仍旧是杯水车薪，中原再次大乱，流民滚滚，贼寇满地，未免商洛山的李自成进入河南，一发不可收拾，杨嗣昌拨下部分饷银，督促驻守河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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