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门利用合法机会的科学，但我们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非公开的，如果我们要设法免遭国务院的攻击，如果要和军队一起咨询我们的行动措施，那些人就会强调协调和隶属关系来整我们，军队的任务是公开的袭击和征服领土，我们的事业和这个理论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必须知道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必须不仅要了解局势，还要符合南京或者马德里的发展趋势，我们还应利用这一些趋势，培养人，制造舆论，事先扶植一些党派和总理以备后用，便于国务院与他们即同我们的干部进行合作，如果必要的话要军队也和他们进行合作。为了美国，我们准备待在暗处，胜利的桂冠让那些对记者们摆弄姿势的人去戴吧；由合众国经营的大生意并不喜欢作广告，为了完成一件伟大的事业，它宁愿甩开膀子大干一场。钱，我们有的是，为了工作就要会花钱，美国人在华尔街最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净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应该支持冒险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放手大干，这种大干是有切实保证的只有在这种况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从今往后永远成为所有人所需要的秘密报机构。你们要注意，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今天，甚至也不是明天：本注定要失败，任何一个强国在两个战线上作战都注定是打不赢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现在就应该想到美国将生活在其中的未来世界。”
那个美国红脖子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曾两次被提名为共和党纽约州副州长和州长，他善于说服人甚至说服罗斯福。他是一位勇敢的人，曾在前线作过战，所以不怕承担责任，他与美国那些肯掏腰包的人士很有交，所以能广泛全面地开展工作。
“别害怕进行最令人产生嫌疑的接触，”美国佬不时地向同仁重复这句话。
只要能物色到人，就要到处去物色；‘假如我确信邀请延安那边的人来作战略局的副局长对事业有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请他占用我办公室对面的屋子，并且同他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直到汪先生完蛋那一天，和那一个小时。”
研究、侦察和分析处是战略局的主要部门，集中在这里的不仅有银行家、黄埔军校毕业生和法学家，而且还有从约瑟夫·艾尔索营到沃尔特·罗斯托乌这样一些美国报界精华。由他们报处和几个教授主持工作。
但是，战略局的规模和作用居第二位的叫做工人运动处的建立，在华盛顿却引起了一场风波。第一个敲起警钟的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拂。他一直心怀妒忌地注视着同事在世界开展的政治侦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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