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业就是他的性命，所以他准备为此豁出性命。”
“可您不觉得常凯申是使您陷于灭顶之灾的法码吗？”
“是使我们，”詹国强在纠正他的话。“我们，李广元，不应该独往独来，不应当。”常凯申有的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情报。他处理关于‘绝密文件’案件，我只是参加了国外行动。他单独在南京进行调查，他留了一手，他绝不会拆掉所有的桥。我深信，他留下了某个支撑点，等着延安来的新客人。”
“也许打入内部的报务员也在等客人？”李广元心里想，“为什么不是？可能头一个客人就是我。”
詹国强点燃一支“老刀”牌香烟，认真地看着涂蜡火柴燃尽，然后右手象乐队指挥似的一场，把火柴梗扔在烟灰缸内。他接着说，“他同那边的谍报机构秘密小组打过交道，1938年底我去过，您大概记得这项工作。”
“当然记得，”李广元回答。
(怎么会记不得呢？该小组的失败几乎要了他的脑袋，一个地下工作者经不住拷打变节了，提供了证词，幸亏自己从未和他接过头，他的接头人从检查员办公室的窗口跳下去了。)
“他主管那个案子，他知道这个小组中有人留下潜伏起来。既然那个他负责的案件，我就不提七月二十日阴谋的参加者了，他们许多人的情况常凯申都知道。日本方面有人想窥探我们谍报机关在南京的秘密，他们对上述情况不大感兴趣，此人将来这种兴趣会变得贪婪而不可遏止。”
“他们现在关心的是与将军阴谋有关的一切，队长，”李广元指出。“他需要一个神话，他对此案很有兴趣，消您相信。您是正确的，现在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帝国内的共党情报网。您认为，假如常凯申把我们的案卷随身带走，就不会被绞死吗？”
“如果在失败后他马上被擒，那他们可能匆匆忙忙把他绞死。但要知道，在我们任务的条件中有一个重要前提不要被捕，尤其是在最初几个月里。以后就不那么可伯了，人们发热的脑袋冷静下来，情绪稳定后就需要做事情了，做正经的事。”
“您认为，常凯申也知道怎样逃走？”
“毫无疑问。他比任何人准备得都好”
“有事实吗？”
“有事实。我知道这些家史，老李，而且我已经暗示过他。他在估价各种力量，他已对我的力量进行了估价。他对共党问题的了解使我们的联盟尤为宝贵，我们将成为某种咨询事务所‘项目完成之后用现金支付，款子汇入中立地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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