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军发动渡越苏州河的攻击后，别动队便撤退了。
在上海的华界陷落之前已逃至法租界海格路上的据点内。虽然依然希望重新召集其参加南市英勇保卫战的旧部，竭力模仿谢晋元团长的壮举，谢在1937年保卫四行仓库的事迹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的教材。然而，许多骨干都放弃了指挥，逃入租界避难。当日军杀进上海的华界时，抵抗部队的大部分著名指挥官已经离开了上海。
1937年11月，市长俞鸿钧、宋子文、钱新之及王晓籁都秘密地去了香港。杜老板也在其中，他旋即为常凯申组织了秘密的情报活动，其部分经费来自他与戴利建立的一个名为“港记公司”的麻醉品企业。
在此同时，上海别动队分散了。大部分武装単位撤到了安微与江苏的边界地区，尤其是屯溪和歙县等地。在那里，他们或者与诸如前湖南强盗陈世虎之流的军阀结合在一起，成了“游而不击”的游击队;或者嗣后被戴利编组成忠义救，最终由美国人装备起来。
1938年2月1日，最后一批别动队入员撤出上海，在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告别信，声称他们“为了租界居民的安全“而离开了租界。此时，戴利已经逃离上海，经由长沙而赴香港，苏浙行动委员会完全解散了。
留在上海郊区的各支武装，有的叛逃到日本人那里，成了伪军。但有一支浦东游击队仍在积极抵抗，于1938年9 月11日发动了一次协同战斗，袭击了东昌路上的一个日军哨所和伪军办公处，并在敌军动用重机枪之前安全撤走，游击队依旧在城外活动。
只是关于上海的战事，从此转入了地下，在其后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34个月中，他们躲在租界里，秘密地指挥着恐怖活动。
戴利在1937年8月逗留上海期间，还进行了自己的城市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把军统局上海区站置于战时状态。在此之前，由周伟龙指挥的上海站的五个“外勤”组都主要集中于进行的监察及信息截获。
周伟龙答应戴戴利，他将留在法租界内，在“潜伏区”内建立从事破坏活动的队伍，以骚扰敌人。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间谍组织与别动队完全不接触，而通过龚仙舫与戴笠直接联系，龚氏曾任上海特务团人事处处长，如今则被任命为上海网络的联络与信息官。
然而这些地下情报組织或者被租界警方所岀卖，或者被日本反间谍机构所粉碎、或者被为伪政府效力的通敌的特工机关所收买。情报组织的新头目王方南在一年之内就暴露了自己的身分，遂被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