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也反映出所谓爱国运动分子的社会结构、从汇拢的情报来看这些小市民（学生、印刷工、店铺学徒、制镜者、珠宝商、茶室堂馆、店员、零售商等等）的社会身分并不固定，他们租借廉价房，从一家迁至另一家，消磨时间，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动的任务。
他们在贫富悬殊的全城游弋。在抗战爆发前，上海已被认为是“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
但是，即使该城的精英们在许多方面都脱离了人民大众，这场恐怖战争的社会冲击力仍如霰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一样。
事实上，他们是双重牺牲者因为他们经常由于自己的身分而成为绑架和暗杀的目标；他们还是重庆和日本一伪政权恐怖力量之间反复搏杀的被动见证人，许多人被枪杀和炸死。
一直以来，日本对中国爱国者们做出的过激反应，却导致原本态度暧昧的美国人变得强硬起来，以至要废除美日商业关系。美国总统的这一决定反过来又将日本推向了珍珠港事件。
像徐恩佐这样的刺杀分子有可能预见到这一朦胧的因果关系吗？它将把美国拖入与日本的战争，并且帮助中国最终战胜了侵略者。
这不太可能，尽管国民政府的安全总头目戴利将军本人肯定期望这一可能性。青年爱国者们放下麻将牌，离开位于市中心的旅馆，在马路上袭击一个又一个的高级通敌分子，无意之中促使美国陷入了一场以他们深深卷入中国内战而告终的战争，尽管远不能肯定究竟是哪一方（抑或国民党）将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只是在这场争斗中，上海的恐怖分子是第一个掷下骰子的。
上海之战持续了三个月，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事后的最初几天内，中国人面对着来自江中所泊海军舰艇上的毁灭性炮火，体现岀了非凡的战斗热情，将日本人驱赶到黄浦江边。
由于公共租界的中立，日本人在其远征军于9月1日在北面的吴淞与浏河之间开辟第二战场之前，不可能从侧翼包围中队。即使到了那时候，常凯申也仍继续将其最精锐的部队投人到这次决战中。
至10月，中国配置了 71个师以及几乎所有的炮兵，共计50万人。日军则有6个师和6个独立旅，总共只有20万人。但是其飞机则取得了制空权，炮火也占有优势。
闸北遭受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火灾。但是，中国人仍然以沉着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气概坚守着阵地，凡是亲眼目睹其牺牲的人都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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