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秘密特工首脑。
谭宝义与其军统同事平福昌、朱山猿、尤品山在香港度过了两个月，等待着新的任务。1939年5月末，赵光义终于给他们下达了新的命令返回上海，接受毛万里和王鲁赵的指挥，准备刺杀汪精卫。
这组人员便分别取道返沪四名特工同乘一条船，两个首领乘另一条船。特工们于6月1日抵达上海后，便在白尔路66号的霞听公寓租了房间，而两个首领则分别住在大中饭店和大方旅社。
6月29日早晨5时，加登田曹长与另一名日本宪兵来到工部局警务处的市中分部，声称他们获得情报，知道陈箓暗杀组的两名成员住在霞飞公寓的24号房内。他们并未透露这一消息的来源，但指岀这消息十分可靠，完全可以进行突然搜捕。
工部局警务处的巡官们表示同意合作后，便与这两个日本宪兵前赴租界内的卢家湾捕房，征得巡官德洛姆的同意后，采取了联合行动。于是，一支由日、英警察组成的联合部队，便在当天早晨拂晓后不久开赴谭宝义和平福昌的寓所。
毫无悬念，谭宝义和平福昌于6月29日被捕后，警方在14号房内査获了枪支弹药。然而，对这两个囚徒拥有审讯权的工部局警务处，却在开初未能使两人承认干了任何坏事。
在翌日的正式审讯中，两名秘密特工坚持说，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日本的领事警察与宪兵坚信其获得的情报是正确的，认为这二人确实是暗杀外交部长陈箓的参与者。
1939年7月3日，加登田曹长向工部局警务处递交了一份正式请求，要求将谭宝义和平福昌引渡给日本宪兵队审讯。
工部局警方并不急于答应，因为加登田曹长所在的机构已经因虐待犯人而臭名昭著，尤其是涉及陈箓案的嫌犯时更是如此。
例如，1939年3月 16日，工部局警务处曾被要求协助加登田曹长逮捕邵富生，即陈箓被杀当夜，其公馆前门离开岗位的那名护卫。
加登田是按照通常的匿名情报行动的。在本案中，秘密情报得自一次复杂的交易安排，涉及到借贷骗子、剧院老板以及两名前警察。
两名前警察中有一人是曾在戈登路捕房工作过的前华籍探目。此人是大来戏院（邵富生曾在此当过收票员）的共同老板。他把邵富生推荐给吴铁城的秘书，充任陈箓公馆的夜间门卫。
他们之间的交易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借钱不还这种事情而导致了不止一次的斗殴。最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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