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主要的亲日组织中华皇道会(中华黄道会)则更多地从事“特殊工作”和恐怖活动。
复兴会得到日本军方的资助,并由一个名叫木村的日本特务控制。该会的傀儡会长刘松以及副会长每月都有500元薪金,而五个部(秘书部、特务部、总务部、社会事务部、经济复兴部)的部长则每月360元。
由于其成员每月可获180元,再加上仆役、租金、汽油等等附加费用,故每月的总津贴达 23 000元。
复兴会的章程由一个不太可靠的名叫杨嘉切的人拟订。人称“瓦尔特杨上校“(lonel walter yang)的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曾为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
他被指控挪用公款,因纵火烧毁事务所及其账册而受审,在华德路监狱服刑之后,充任东北军阀张作霧的英语翻译。
杨上校还在声名狼藉的张宗昌的山东军中当过情报官,此后,他在国民党的间谍部门领导日本情报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被解雇了。杨嘉切刚开始工作于一家上海的外国侦探所,但是再次被指控为挪用公款。
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好失业。鉴于他的律师背景,日本人雇用他起草复兴会的章程,旋即升任总务部部长。
如果说,瓦尔特杨上校的背景不太清楚,那么,中华皇(黄)道会的头目,一个“臭名昭著的江北流浪汉常玉清“,则是显而易见的邪恶之徒。
他是一个体重达315磅的畸形歹徒,被叫作“两吨常”,此前是个屠夫和码头工,犹如许多苏北流氓一样,他在上海的华界周围拥有浴室和戏院。
作为青帮中苏北帮头目顾竹轩的好友,常玉清在日本人于1932年1月占领闸北之后,便当上了苏北同乡会的会长。六年前在日本人占领的四个月期间,“两吨常”被日本宪兵队视作华人警察首领的候选人。当日本人最终于1932年5 月撤离闸北后,常玉清也不得不离开他们,逃往东北的大连。
1937年,日本军队返回上海之后,他也乘着汽车回来了,建立了黄道会,招募青帮的帮众,在以特务许斐为首的日本特务部的庇护下从事特殊活动。
黄道会与复兴会在新亚酒楼的客房里亲密合作,伪市长傅小安也在此接受日本宪兵的庇护。黄道会在董友贤(日本特別勤务队的特工)的上海海员工会以及沈文元的上海码头工人总工会中也发展了会员。(老任认识的石根宝,早在1930年初就跟着常玉清厮混,不过早就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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