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增大，但监管力量、手段，没有相应的提升，导致了贪腐现象泛化。
大明在快速发展，权力异化导致贪腐，贪腐规模在扩大，涉及人数也在变多。
以前是没的贪，一个知县，刮地三尺一年能有个几千两银子，现在沿海地区一个知县，不刻意伸手，也能弄不少银子了。
御史言官看到的场面，就是贪官越抓越多，这就是申时行无能，而且御史言官怀疑申时行在党同伐异，反腐抓贪是假旗，排除异己才是真相。
御史言官也确实不是诬告，因为百官确实不害怕申时行，申时行总想着所有人周全，他这个端水的样子，百官确实不怕他。
「首辅的性子，还是太好了些。」李佑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申时行端水，每次都把自己弄得很狼狈。
「阅。」朱翊钧写了一个字，下章到内阁，其实就是给申时行看看，让多少改改这个性子，端水都吃了多少次亏了，还是不改。
申时行代表内阁上了一本奏疏，认可了戚继光的建议，不刊登邸报，不广而告之，而是把供养比作为决策的参考值，内阁大臣们的理由和戚继光的略有不同。
大臣们的意见是：百姓，尤其是穷民苦力们已经很累了，不要再折腾他们了，将政治上的斗争波及到穷民苦力身上，是一种不德的行为，穷民苦力要为了生计终日奔波不休，在陷入巨大政治波动中，是一种伤害。
过分追求切割、划分的精准，就是伤害，更是对朝廷以民为本国策的背离。
高攀龙是典型的激进派，而阁臣们普遍保守，自然要批评这种激进的行为，什麽时候完成了丁亥学制，完成了普及教育，再推动这种划分不迟。
朱翊钧对申时行的意见相当看重，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写了长长的一段朱批，写了他的看法，皇帝认为，薪裁所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比如在劳动契书签订过程中，五年以上工龄的匠人，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应能养得起一家四口，最好供养比能接近10，也就是达到中人之家的水平。
一个熟练匠人，连一家四口都养活不了，什麽狗屁的五间大瓦房，也都是空中楼阁。
这就是在分配侧做文章。
皇帝没有马上做出决策，而是询问申时行这个前巡抚，他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是否有可执行的现实基础。
半个时辰後，申时行到通和宫求见，他和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大明现在处处都要人，日後也缺人，而将熟练匠人的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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