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五个人留下来，其余的都打发返回大梁城。
留下来的五人，徐靖言出身大梁城云桥巷的高门大族，陈矫出自西京洛阳庄园地主家庭，钱在出自吴越望族钱氏，有一个怪名字的高良是大梁城西边一个贫家子，少小丧父，靠着寡母为人缝补勉强供学业，还有一位姓士的，叫士望，出自遥远的南方苍梧郡，有百越血统，人生得黑瘦精明，
范文稀请五人就自臭鳜鱼喝了顿黄酒，对五人开门见山，让他们根据全部学生的笔记手簿，无芜存精，整理一份东南漕运现状案稿，等杜由到苏州时，再根据他的江河地理图，制定一份东南漕运详案。
国子监学生们用心不一，水平参差，能按潘太师要求把一路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的，着实不多，好在潘太师洞悉人心，对此早有安排，都由几人同时同步做同一项任务，相互补充印证，就能避免缺漏。
纵观历朝历代，不管是建都长安、洛阳、汴梁，一律依赖江南钱梁支撑京师和北方边关。所以漕运通畅则国运兴盛，漕运没落则国运衰败。
大唐初年，长安人口较少，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入长安粮粟二十万石即可吃饱长安，开元盛世，江淮每年漕运入长安粮粟一百八十万石，代宗时长安烽火，江淮每年漕运入长安粮粟一百一十万石，大唐晚期，江淮入长安粮粟陡跌至二十万石。社会安定的盛世，漕运粮粟损失率为二成，从江淮出百石，入长安八十石，漕运司考核为优等，社会动荡的乱世，漕运粮粟损失率达七成，百石出江淮三十石入长安，已是难能可贵。
漕运损失，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但主要是运河淤积不通航。大颂定都大梁，而不是更有皇气的长安或洛阳，主要的原因是大梁城有“四渠入京师”，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大梁。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大梁。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大梁。京东之粟由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大梁。
太祖立国即位，首要大事既不是征讨威服四方，也不是防御北方，而是疏浚汴河等四渠，以便各地粮粟能顺利入梁，以巩固京师。太祖安定四方后，为了加强集权，削弱四方，避免重蹈唐时的节度使藩镇割据最终导致天崩地裂的复辙，实行了“粟帛钱币咸聚五畿”的政策，既能集举国之力以抗北方，又将一国经济命脉操控在皇权，一举两得。
然后就有了“国家于遭事最急最重”的时政主张，太祖初立时，江淮输梁的粮粟只有区区十万石。到先帝即位时，江淮地区每年输送三百万石粮粟入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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