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的《隐公元年》开篇说，一部经学史，便是一部误读史。经学史上误读的情况的确很严重，然而这个误读，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倒是耐人寻味。
前段看周予同的《经学史讲义》，前有朱维铮先生的长序，对其师的经学研究做一总结，只是读来总觉得有些古怪。
周予同先生的讲义开场白便说今日之研究经学，是站在超经学的角度，非古非今，非汉非宋，只是朱维铮在长序中又提及，周先生曾言，他的路子还是略近于今文学家的。
终究研究经学，还是得有一偏向的吧，若纯言客观，非但他人不信，自己对自己似也难交待。
至于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学史云云，洋和尚念经，终究是有口无心。
其实读一读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倒也颇有启发。似乎从未有人称吕先生为经学家，而吕先生这一本书，在当时也只是一本入门书，今日读来，却仍旧有多难索解处。
有先生曾言，民国时的中学教员，要比今日的大学教授牛得多。恰巧吕思勉先生和钱穆先生这一对师徒，正好都是彼时的中学教员。
经学家们就是一群自以为是孔老夫子肚子里蛔虫的老夫子。经与孔子的关系，以最初的五经而言，今文学家认为皆由孔子改定而成，以今文学家的观点看，孔子是不得志的政治家，失意的改良主义者，成就非凡的教育家，
“匹夫而为百世师”。古文学家则看孔子作史学家，
“述而不作”。经学自汉初起立，便有今古文之争，后世更有汉宋对立。
其实说起来，
“纯天然”的经学自汉时立后便开始产生变异。魏晋变为玄学，以老庄解经，好歹老子还是孔子之师。
唐初佛学盛行，孔老夫子被迫剃头点戒疤。两宋理学则是表儒里禅，披着格物致知的皮说
“本来无一物”的道理。自元推行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科举取士，生员秀才举人进士多有只知四书而不识五经为何物的，更遑论公羊榖梁。
明清八股极盛，若曰盖谓，代夫子立言几成家常便饭。朴学之兴，盖说理已穷，故返本归源，欲求字义本真。
至于清末民初以降，太炎尝谓
“我死后中华文化绝矣”，绝乎哉？但看春花秋月，闲话冬日斜阳，至于断绝与否，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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