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血肉之躯，机体承载的能力有他的局限性，如果有选择，谁都不愿从事体力劳作。建国后政令滋彰，一厢情愿地搞“*”“人民公社”，还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共产风”刮到之处，人类惰性一面被暴露无遗，大家都在食堂吃饭，在田间劳动干多干少一个样，人们原本的勤劳和善良在这样的氛围下渐渐地被泯灭了。五八年*最后定性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还是*主席力挽狂澜，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个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国民经济得以回暖。
所谓民以食为天，这个时候的人比以前相对实际。工人阶级在*后就变成了弱势一族，每个人虽然发到了国家定额粮票，可粮站也得有物资供应，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工人不如农民的说法，很多在职人员都纷纷回家种田，有极端的说，工人手停下了就没有钱可拿，可农民的庄稼，躺在床上他还在长！
可政策的多变也会让人无法应对，国民经济刚有点复苏，政治层面的恶斗又浮上台面，那力挽狂澜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却被当作大毒草批判，广大农村实行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经济，提出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口号，农村以工分制计酬，这样一来，那些自愿回家务农的工人追悔莫及，因为那样的劳动强度，得到的工分一家人连温饱都过不去，而国家对工人的供给却有了保证，一时间在厂里工作的工人成了天子骄子。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吃商品粮的门槛很高，一旦划为农民，成为工人的概率几乎为零，就连娶农村的老婆，子女也就得跟随母亲成为农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城乡差别”，也是国家资源财力支配下无奈的选择。
七十年代初期，国营企业是老大，而后就是县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到了中期，城乡出现了很多身份不明的工厂，后来统称为乡镇企业。在蓄势待发的区域经济环境里，大批剩余劳力在工厂当临时工，某种情况下，它成就了这个地方制造技术的底蕴，这种起步谁早先一步，那个区域就会给今后的发展占有先机。
随着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生存矛盾刺激了改变生活方式的诉求，这种诉求蓄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凝聚成一种势能，大环境稍一松动，这种势能就会迅速膨胀，成了一股冲破一切阻扰的激流。一个有前瞻性的政府，顺应这种洪流的冲刷，迅速变换角色，筑起了“防洪堤”，成了疏导、规范“洪流”的守护神。七十年代末，在五亭所在的这个县域，这种势能短时间蓄积膨胀，在极限下，首当其冲的打办也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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