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一家没有搬出五亭镇,也许为了避开闲言碎语,她们住进了村口一户老农家里。它是一栋二层、落地三间的房子,这里独门独户,周围也没有人认识,由于生活来源有限,她们只租下靠边的一间。
张嫂最终没有被那个社办工厂辞退,说是打办的老朱和张主任关系颇好,是他私下去厂里和领导交涉才得以留下这份养命的工作。
张颖变化不大,某种意义上讲,家门的不幸过早地把她催熟了。这次磨难,影响最小的是弟弟张晓,他是家里的无冕之王,他的意愿很多时候都可以强加在母亲头上;而姐姐是“小老大”,十四岁的人已经成了家里的第二支柱,只要母亲不在,她每天都学大人的样在家里发号施令,那咄咄逼人的话语,变成了十足的“小大人”,连弟弟不听话她都敢管教,母亲更是把她当成商量家事的决策人。
只有张颖生活在夹缝中,每天机械地重复两件事,早上去上学,下午回来打麻线。天天在麻团中干几个小时,有时头上被灰白的麻线飞尘染的像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就连眉毛、眼睫毛都不能幸免,鼻子一呼一吸的更是加速灰尘的填塞,擤出的鼻涕都是黑乎乎的。
超负荷的劳动,使她尚在发育中的身体虚弱得多少次昏睡在课堂中。这种状况久了,她都惧怕老教工打响的放学铃声,这个信号在张颖的耳朵里,简直是噩梦中鬼怪的吼叫,想到了就会毛骨悚然,因为这是一天劳累的开始。
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每天放学回到家,总是一脸茫然地摘下沉甸甸的书包,有气无力地往墙上挂,另一只手又机械地取下挂在墙勾上的围裙,然后傻傻地站在一旁,等着姐姐让出麻线车。
她一直认为姐姐表现得过于造作,每天总是像小大人似的发号施令,特别是放学的这段时间故意干得很卖劲,好像她每天打的麻很多。张颖几度都想和她分开,可家里只有一台麻线车,和母亲建议再买第二台,却被母亲瞪着眼睛骂了一通。
张颖没怪母亲责怪,一台麻车三十多元钱,能抵家人两个月的生活费。可自己每天都吃“混泥水”好不冤枉。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地和姐姐摊牌,要姐姐在她放学之前把自己打的麻线收卷起来,以后两个人要分开做。
张颖这一叫板,姐姐的威严受到了挑战,她立刻怒目相对。可张颖也豁了出来,一时间互相都用犀利的话语指责对方偷懒,吵着吵着姐妹俩竟然打了起来。张颖挤爆了淤积在心中的不满,她从来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姐姐对决。
然而,姐姐还是姐姐,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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