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村官的做法很让人费解,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三年,一旦有回城工作的指标,工作带头埋头苦干的留在了农村,消极怠工拖拉嬉皮的却回到城里。
时下塘埠头经常热议这方面的事,说吴畏高风亮节,自愿放弃回城工作,把指标让给了别人。这样的话传到当事人耳朵里,完全没有以往的那种虚荣感,反而差点没有把鼻子气歪,几度欲找村支书评理。这位要长相有长相、要文化有文化的年轻人,在那讲究革命本色的年代,也算是少年老成,形象上全然撇开小资作风。或许上天特别眷顾这位刚毅而又热血充盈的小伙子,高挺的鼻梁衬托着两道浓眉,目光深邃,但他永远保持朴实的形象,留着一成不变的小平头,一套草绿色的解放装,冬天当罩衣,春天当便衣,只有夏天放在箱底几个月。他是知青中的排头兵,从下乡那一天开始,一直坚守新青年的人生信条,在广阔天地里以身作则,不但生产实践不落人后,工作学习也向别人取长补短,下地劳动和公社社员一样戴草帽、打赤脚,风风火火地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可谁都不曾想到,现在回城指标却没他的份。
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一切是村大队在使坏,他们认为新农村也不是劳改场,为什么非得要接纳这群不入流的人。吴畏认为这个冤大头做大了,他很沮丧,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向后进青年靠拢。农田最繁忙的“双抢”过后,他瘫在床上装病三天,没想到村支书和大队长相继到床前看望,走后还叫来了赤脚医生。想起来都可笑,以前那几位捣蛋鬼身体不适,大队干部愣说是装的,说他是有意逃避劳动。现在想起来他们的所为,是错误的时代做了对路的事。表面上,貌似好青年大家爱,可农村那广阔的天地一旦喜欢你,在城乡差别的大背景下那就够你喝一壶了。吴畏简直肠子都悔青了,他想,这年代做先进也要掂量掂量,有时候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人的心理一旦不平衡,就会有极端的做法。入秋后,那天生产队分番薯,眼瞧着晒场上一摞摞根据户头人口分发的堆头,吴畏欲做坏青年的想法终于付之实施,他把两个正劳力的份量装进了自己的麻袋,然后从容不迫地扛走了。一个矮小娘们看到留下的番薯份少,知道被别人掉包了,恼得她在晒场上破口大骂:“哪一位断子绝孙的偷番薯,你不得好死!”
有人神神秘秘地告诉说:“可能是吴畏,有人看到过他在那个地方捣鼓!”
娘们气得双脚直蹦,闭着眼睛朝吴畏住的方向加大分贝叫骂。
鲍支书闻讯走过来,严肃地对她说:“你骂吴畏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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