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普通的良民百姓，被官府管理屯垦不当、逼得闹出抗税起事，
那就算方以智动用武力，杀一批人成功压了下去，那他的官帽估计也要受到严重影响。
也好在沉树人不在期间，闹事的只是投降的张献忠旧部，这些人本来就有劣迹，所以只要能扑灭，沉树人就可以压住，不要往朝廷上报，权当是家丑不可外扬了。
不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事情，还是必须慎重做的，沉树人着实重视这事儿，就跟方以智仔细复盘了一下。
方以智也是很无奈：“上个月，这些人闹事的起因，一来是嫌我们湖广这边，对于安置流民的官屯，收租比例太高了。
咱武昌府到长沙府，定的都是官府授田、安置流民自行耕种的，五五开，收五成租子，为期数年，等战事不紧张、军粮不短缺了，自然会降税。
如果是此前就在本地拥有田地的自耕农，自然不用缴那么高，只要按照正常国税，加上朝廷定额的三饷比例收就行。
另外，对于需要种植玉米、土豆这些新高产作物的，不管是否从官府处获取种子，都需要‘倒四六’加一成租子，官府拿六成——考虑到这些产量大，其实给农民留四成，保障他们不受其他盘剥，安心生产，也是能温饱的，国难之秋开销大，这也是没办法。”
方以智说的这些数据，沉树人都是认可的。
明朝的正税确实不高，加上三饷的话，如果没有额外摊派，也不存在“权贵不交税，摊派给没特权的人加倍交”这种事情的话，百姓绝对都是能承受的。
毕竟要打仗嘛，不交那么多，军粮哪里来。只要能把生产搞好，就没问题。
长沙常德衡州三府，毕竟今年刚遭到过张献忠的大屠杀，人口至少减半，就会空出无主之地供官府分配。
这些分配到田的流民，好歹上面没有地主盘剥了，个人自耕农直接把租子交给官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所以，沉树人捋完这些数据后，也是暂时没能想通：“仅仅这个征税收租的比例，就能把安置流民直接逼反？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官府好歹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农具，让他们能尽快生产呢。难道他们原来做百姓的时候，承受的租子会明显比这还少？”
方以智叹了口气，一副“果然你也被蒙在鼓里”的表情：“所以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后来平定长沙乱贼之后，我多方查问，深入了解他们早年在陕西、河南的民情，境遇，才知道。
在陕西和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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