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税和三饷固然是不会少的，而且因为流民多了，留下的人少，就会被摊派得更狠。所以，在陕西，一个贫农要交给朝廷和官府的部分，只会比我们这儿更多。
但是！在陕西，自从天启年间开始，甚至是早在万历末年，贫农如果是租种地主的田地，他交给地主的那部分租子，已经比南方还低了！而在南方，正常情况下，百姓最大的负担，其实是无地农民给地主的那部分，给朝廷和官府的应该是小头。”
沉树人大吃一惊：“怎么可能？难道陕西的地主良心好，收的租子能少那么多？然后这些人在陕西见惯了‘仁慈地主’，到了湖广就受不了了？！”
沉树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这个说法绝对是超出了他的直觉。
方以智摇摇头：“当然不是靠‘仁慈’了，天下哪有那么多仁慈的地主豪强，靠的就是陕西自万历末年，就人口流亡饿死严重，渐渐地广人稀。
豪强们又控制不住自己的佃户不跑，只好减租子，吸引别的豪强地主手下的农民来种自家的田，于是地主之间互相竞争，农民被收的田租也就越来越低了。万历末年，陕西还只降到农六地主四，崇祯初年就已经进一步降到农七地主三了。”
沉树人恍然大悟：
北方小冰期连年灾荒，地广人稀，那就是地主之间互相卷，抢着吸引农民来种自己的地。
南方相对灾害少人民不逃跑，人多地少，那就是农民之间互相卷，抢着给地主种地。
人多卷人，地多卷地，
哪种生产要素不稀缺就卷哪种生产要素，此自然之理也，mks都说过。
但很快，沉树人脑中，更大的不理解就冒出来了：地主都减租子了，陕西农民怎么反而更活不下去了呢？李自成张献忠都从那儿冒出来的，这点总造不了假吧？
他也就自然而然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
方以智也似乎早就料到会有此一问，直接拿出来一卷笔记，竟是孙传庭的着作，估计是后世会被收录到《鉴劳录》里的吧，也有可能是《白谷集》，如今还没有正式命名。
方以智把孙传庭的书往那儿一摊，说道：“孙总督早年的笔记，我也读过不少，其中提到他在陕西多年，筹措军粮、督办租税劝农的前后始末细节，有些内容，我原本并不能解，现在才算领会了他的苦衷。
孙总督当年就曾好奇：为何自崇祯初年起，凡他到陕西各处，都看到百姓种地，从不修缮水利，地主想修，也组织不起。甚至百姓种田有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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