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琳做梦也想不到，县委宣传部的科长，居然给他办成了一个巨大的场面。
科长打电话给戴琳，让她准备好一份详细的有关给杨医生采访稿。
科长说他把戴琳的稿子交给了宣传部长，宣传部长看完后直接拿稿子到县高官的办公室去汇报了。
书记批示，请省城的记者路演杨医生的感人事迹，范围是邀请县五套班子所有成员，集体会审这篇稿件。
那是一个大晴天，在巴里坤县委会议室里，桌子被摆成四方型，戴琳手握着一叠厚厚的稿子，穿着一套深色的职业装，缓缓走到场地中央的立式话筒跟前。开始了自己一生的第二次路演。她含着泪直言不讳地反映了杨医生死后，身后的孤儿寡母的生活困境，当场向这个县的五套最有权力的领导班子提出了五个想不通：
第一、在这个乡村医生身上，她看不到党的温暖，杨医生长期在草原牧区工作，常年背着药箱骑马行医，风餐露宿，吃不上热饭，得了严重的胃病，最后是导致胃癌晚期，但是这一期间没有一个领导干部看过他，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慰问过他。
第二，杨医生当了一辈子人民医生，人事部门却以他不懂英语为由，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给他评上职称，她当场就问，她说让一个汉族医生在一个哈萨克地区，说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的这样一个医生非要去讲英语吗？这个英语是讲给谁听，难道说讲给牧民听吗？
第三，杨医生的妻子从嫁给杨医生起就是一名护士，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妻子还没有正式工作，没有任何的生活来源。
第四，上世纪七十年代草原流行脑膜炎，他们夫妻俩只顾抢救牧民的孩子，结果自己的孩子也得了脑膜炎，戴琳采访他们家的时候，杨医生女儿都三十岁了，但是连衣服都不知道穿，她的智力也就是两三岁孩子的这样一个智力，所以就是说这个孤儿寡母是没有人管的。
第五，杨医生的小儿子毕业于边疆医学院，报到的时候，人事部门说，哪来哪去，让他回到乡下去。她当时就在那儿问，在座的一百多名领导里有没有自己的孩子现在还在乡下的？！
戴琳讲得十分动情，情绪激动处，说了些带情绪的话，不是那么中听，但又十分符合当时的感情需要，路演的**一浪超过一浪，全场再没有人说话，大家静静地听着，全场静的连根针都能听得到，戴琳讲完，已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数次流了下来。
戴琳路演结束完成以后，全场没有一次鼓掌，大家的灵魂却都得到一次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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