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太少了。”
“你就是太少那里的。”
田川觉得他俩的话题有点沉重了，象忧国忧民似的，所以就简单地调侃了一下，以改变沉重的气氛。
“算有一点幸
运吧。”
她的情绪并没有改变多少，显然，她没怎么在意自己的发展，还是对当前的官场有点忧虑，其实她最忧虑的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田川将何去何从。
“有一点说远了，还说报社吧，其实报社里最有水平的人不是哪个领导，也不是哪个记者，是跑版员崔健，崔健是滨江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以后分配到化肥厂报社当编辑，后来化肥厂倒闭了，他也就下岗了，下岗了他就被介绍来给报社当跑版员，一个月四百元钱。这个人做事谨慎，不是他管的他坚决不管，所以他是明明看到了报纸有问题，但他就是不吱声。我问他为什么不可以把报纸的问题和总编说呢，他说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有的问题总编也听不明白，另一个是他要是说哪篇文章有问题，哪个记者就不愿意，那样他就惹人了，他一个临时工惹那个人也不合适，所以他看见了问题也不吱声。我问他报社怎么才能搞好呢？他说那就得象从前似的，由张总编统管业务，现在张总编名义上是管业务，但其实什么也不管，张总编不管事报纸就办不好。”
田川继续说，他觉得还是应该把报社的情况向她说清楚，因为这涉及到将来对报社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这个问题咱也不好解决，干部的任命权都在县委，咱连个中层都管不着，所以咱和报社的关系纯是业务协调，不能发号施令，搞新闻监管看人家的报样，这都有点出格了，咱对报社应该是事后追究，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去调查，提出处理意见，事前监督应该是宽泛的，怎么能给人家定版呢，所以咱这步棋走的是非常险的，一旦搞错了，我们是费力不讨好，还会叫人家笑话，说咱不懂业务，但目前不使用这个办法还真不行，报纸出了问题县委书记找我，当然我也可以找李总编，但是我没法批评李总编，我很年轻，不能轻易批评哪个领导，不仅是我，就是副书记、县长都不轻易批评哪个一把手，因为你手没有生杀权，说狠了谁也不怕你，这是有你帮我我心里有底，要不就是刘书记批评我，我也不敢给人家报社定版啊，但这种状态只能是暂时的，结束的越快越好。”章楚涵有点沉重地说。
“我觉得张总编这个人特别有修养，也算有境界，按理说他完全可以不上班了，李总编也不能把他咋地，县委也不能把他咋地，但他还坚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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