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华夏文明又在很早就已演化成农业文明,相对稳定的物质产出,使得当时的思想家更加坚信只需通过教化,让民众具备良好的道德操守,保持较低的物质欲求水平,就能使整个社会提升到更加美好的状态。
这样一来,古代先贤对于人欲的看法就难免会比较消极。
至于一直在华夏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同样无法摆脱这种对人性的认知偏差。
儒家思想承续了周人“以德配天,以礼制国”的观念,始终以伦理道德为基础,越往后走,其所提出的标准就越苛刻,对人欲的压制也越严密。
当年孔夫子尚且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荀子更是强调“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
可到了后世的道学先生这里,就变成了“人心私欲,故危殆”,甚至宣扬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可人的天然本性哪是能灭的了,所以儒家知识分子往往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要大肆宣扬各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仁义,一方面又克服不了自身存在的种种私欲。
也许极少数人自制力超强,能够做得比较到位,但绝大多数人是无法达到这一境界的。于是各种怪相乱象就难免发生了。这些官员谁会不懂得礼义廉耻,但又有谁能抑制住自己的私欲呢?久而久之,各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就大行其道了。
无法很好的理顺理与欲,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将其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这一直是古代儒家学说所存在的最大缺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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