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觉得毫无头绪是理所当然的，以他的政治思想基础而言，显然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他的毫无头绪对于高务实而言却可能不算什么难题，因为高务实手里有直接的办法。
这个办法不是高务实自己想出来的，他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恰好站在了一位与朱翊钧同姓的伟人肩上。那位伟大的改革家顶着国际国内巨大的压力，为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改出了光明璀璨的未来，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办法主要就是两个：分税制和转移支付。
在高务实看来，财政事务是理解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切入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财政行为本质上就是治理行为，甚至治理行为本质上都是财政行为。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每次财政制度改革，都会对央地关系、区域关系、乃至于后世的****产生重要影响。
有明一朝早期的财政体系与后世红朝早期的财政体系几乎正好相反，大明是中枢财政能力极差而且财权还少得可怜，这一点在本书前文中已经反复强调，这里不再赘述。
红朝早期则是中枢高度集权、大包大揽的“统收统支”财政制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统一上缴中枢，地方支出再统一由中枢拨付。当时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是为了解决革M战争中形成的分散管理、分散经营的财政经济状况，筹集新中国早期所必须的建设资金。
但在80年后，红朝采取了相对分权的“包干制”财政制度，原则是“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与之配套的是“利改税”制度。
这个改革的背景是70年代地方出现了财政赤字，再加之改开之后需要配套的财政制度，给予地方经济自主性同时给予财政自主性，于是有了“交齐国家，剩下都是地方”的分灶吃饭做法。
利改税是将国企原来向国家上交利润的大部分改为征收所得税，从而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法固定下来。但是很显然，这项制度并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于是94年后，红朝采取的是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分税制改革”，与之配套的是成立了“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系统。
改革的直接导火索是80年代中枢穷到曾两次向地方借款，而根本原因则是中枢为了提高“两个比重”，即税收占GDP的比重和中央税收占全国税收的比重。
请注意，在80年后到94年前这个时间段，红朝的情况就和大明“大户部改革”之前有些相似了。
世界银行在2002年2月的时候曾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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