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那段时间的红朝财政体系是一个“环环相套的财政联邦制”。它的说法是这样的：“尽管中枢政府确定了该体系宽泛的轮廓，但它仅与各省直接打交道。
例如，它设置了与各省收入分享的规则；接着，各省分别与其下辖市确定收入分享体系，市再与县，这样依次进行。支出的划分同样如此。因此，尽管红朝是单一制的政府体系，但这些制度安排却使其具有强烈的联邦制特征。”
“联邦”这个词用在此处，其表述的主要意义在于：中枢拥有理论上的绝对权力，但地方拥有实际上的较高自主性——这是不是很“大明”？
红朝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分税制的细节远比大明复杂，这里不多表述。但是，其结果必须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的财政能力被削弱，依赖上级拨付。
这种“拨付”，实际上就是中枢基于地方的补助，一般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又分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一般转移支付，又称均衡性转移支付或财力性转移支付。它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目的是为了均衡地区间财政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
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服务于中枢的特定政策目标，一般与地方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结合，需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来进行使用。
高务实当时作为在基层政府工作过多年的年轻干部，算是亲身参与了这方面的实践，再加上他是学法律出身，后来又进修的经济，因此对这些事情算得上门清。
当时的分税原则有五级财政体系的分税，其中每一层级的上级政府都有权制定与下一层级的分税制方案。其共同规律是：财权层层上解，事权层层下压，越是末端层级的政府，其财政状况越是窘迫。
正因如此，当时高务实在基层听人开玩笑说过，“中枢富丽堂皇、省里风风光光、市里摇摇晃晃、县里拆东墙补西墙、镇里全是哭爹喊娘”。
不过这个说法只是基层干部自嘲，其实大家都开过无数的会议，早就统一了思想，也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所以，自嘲归自嘲，倒也没什么人是真从思想上抵触这一改革的。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人完全没有理由自卑，至少这样的精神在国外就几乎没几个官员能够具备。
中国人从古至今都一直坚信，舍小家为大家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以至于很不理解西方人那种“只要我自己高兴，管别人死活作甚”的所谓自由。
转移支付，就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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