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询问李悝的意见。能让刚见面的李悝参与如此核心的决策，足见魏文侯起初便未将他视为普通士人，而是寄予了厚望。
李悝没有直接评判两人的优劣，而是给魏文侯提供了一套选人的标准，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意思是，看一个人平时与谁交往，富贵时如何支配财富，身居高位时举荐何人，穷困时不做何种之事，贫寒时不取何种之物。这五条标准切中要害，魏文侯听完拍案叫绝，后来便依照这套标准选定魏成为丞相。
真正让魏文侯下定决心重用李悝的，是他对魏国农业问题的精准分析。当时魏国最棘手的便是粮食问题，粮价低时，农夫种一年地的收入不够买种子和农具。粮价高时，百姓吃不起粮，只能逃荒，国家的赋税和兵源都受到严重影响。魏文侯虽知粮食的重要，却始终未能找到根本的解决之法，直到李悝将一叠记满农事细节的木牍摆在他面前。
李悝指着木牍上的记录，给魏文侯算了一笔实实在在的账。一个五口人的农家，耕种一百亩地，按当时的收成，每亩能收一石半粮，加起来就是一百五十石。先扣掉十分之一的赋税十五石，还剩一百三十五石。每月每人吃一石半粮，五口人一年要吃掉九十石，最后结余四十五石。每石粮卖三十钱，总共能得一千三百五十钱。再扣掉祭祀要用的三百钱，五口人穿衣要花的一千五百钱，一年下来反而亏了四百五十钱。要是家里有人生病、办丧事，或是国家额外征税，农夫就只能卖地卖牛过日子。
这番细致入微的账目，让魏文侯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并非农夫懒惰，而是现行的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他急忙追问解决之法，李悝便将自己在卫国应对粮荒的办法进一步细化，提出了平籴法。他将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小饥、中饥、大饥六种，上熟之年，农夫每亩多收四石粮，一百亩多收四百石，官府收购三百石，留给农夫一百石。中熟之年，每亩多收三石粮，官府收购二百石。下熟之年，每亩多收一石粮，官府收购五十石。这般安排，农夫有粮可吃，官府也有了充足的储备。到了灾年，小饥就将下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平价出售，中饥出售中熟之年的储备，大饥出售上熟之年的存粮，粮价便能保持稳定，百姓也不会再因饥馑而逃荒。
魏文侯又担忧官仓储粮过多装不下，或是存放过久发霉变质。李悝早已想好对策，提议在各郡县修建专门的粮仓，派专人管理并定期翻晒。同时鼓励农夫自行存粮，存粮多的农户可减免部分徭役，既减轻官府的压力，也让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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