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看向他。
“我母亲的脑损伤约30%,昏迷五年。“林煜的声音很稳,“确实超出标准。但我认为,这恰恰是CDAS的价值所在——它能处理那些被传统标准排除在外的患者。“
“林博士。“一位临床伦理顾问开口,“首例试验的目的,是验证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选择最有可能成功的案例,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但如果我能证明,即使30%损伤也能成功呢?“林煜反问,“那CDAS的适用范围就大大扩展了,能帮助更多患者。“
“那如果失败呢?“另一位顾问问,“首例失败,会严重影响后续推广。“
“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林博士。“徐远舟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平静,“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让你母亲做首例?“
林煜愣了一下:“因为她等了五年,我不想让她再等。“
“还有呢?“
“因为……“林煜犹豫了一下,“因为我最了解她的情况,我能做到最精确的参数调整。“
“这就是问题所在。“徐远舟放下笔,看着林煜,“你说你最了解她,所以你认为你能做得最好。但反过来想,正因为你太了解她,你也最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偏离客观判断的决定。“
林煜握紧拳头:“我不会。我会严格按照方案执行……“
“林博士,我不怀疑你的专业能力。“徐远舟打断他,“我怀疑的,是你能否在母亲和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
他停顿了一下。
“当监测数据出现轻微异常时,你会选择中止,还是继续?“
“那要看具体情况……“
“看,这就是问题。“徐远舟的语气依然温和,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具体情况'意味着主观判断。而当研究者是患者的儿子时,这种判断几乎不可能客观。“
林煜想反驳,但发现自己说不出话。
因为徐远舟说的,是事实。
如果只是轻微异常,他确实会倾向于继续,而不是中止。
因为中止意味着放弃这次机会,意味着可能要等很久才能有下一次。
而他等不起。
“徐教授,那您的意思是?“林煜的声音有些紧绷。
“我的意思是,我不怀疑技术,但我反对让研究者的母亲承担首例风险。“徐远舟看着林煜,“不是因为技术不够好,而是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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