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是为了在体制内前进。
但如果体制不让我救她,那我就只能绕过体制。
这不是我想要的。
但这可能是我唯一的选择。“
他合上日记本,放回抽屉。
姜以夏端着两杯水回来:“在写什么?“
“工作笔记。“林煜接过水杯,“记录一些想法。“
“那你继续,我去洗个澡。“姜以夏走向浴室。
林煜坐在书桌前,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修订方案。
他会认真执行这个方案,会配合团队,会尽量做一个“合格的技术顾问“。
但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他也在悄悄准备另一条路。
那条路现在还很模糊,他不知道具体会怎么走。
但他知道,如果需要,他会走。
窗外,北京的夜空很黑,看不到星星。
老居民楼的灯光零零星星,像某种疲惫的坚持。
林煜关掉电脑,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母亲倒下的那个夜晚——2003年5月,厨房里,她突然捂住头,然后倒在地上。
那时他还在县一中,接到电话冲回家时,母亲已经被送进医院。
医生说,脑动脉瘤破裂,抢救及时,保住了命,但可能醒不过来。
那一刻,十五岁的林煜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无力。
他能“看见“物理规则,能理解抛物线和动量守恒,但他救不了倒在地上的母亲。
那种无力感,像一根刺,扎在心里,五年了,从未消失。
现在,他有了Science论文,有了CDAS,有了全国最好的医疗团队。
他不再无力了。
但新的困境出现了——体制,伦理,规则。
这些东西不是技术难题,不能用公式推导,不能用数据解决。
韩教授说,要学会妥协。
但林煜不确定,自己能妥协到什么程度。
第二天,林煜把修订版方案发给宋衡和韩教授。
邮件的主题是:“CDAS方案v6.0——引入联合团队“。
正文很简短:
“宋主任、韩老师:
根据伦理委员会的建议,我对方案做了修订。核心调整如下:
由宋主任指定主刀医生,我担任技术顾问
术前、术中、术后决策由团队共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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