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的背景下，但毕竟……毕竟又开始了！这或许是他这样的“旧人”最后的机会？
他枯寂已久的心中，那点对“功名”、“作为”的本能渴望，又开始蠢蠢欲动。他毕竟还顶着“轻车都尉”的虚衔，毕竟曾参与过“公车上书”，毕竟与许多维新人物有旧。若能借此新政之机，上书言事，提出一些稳妥的、不致犯忌的改革建议，……说不定能重新进入朝廷视野，哪怕得个闲职，也算是对家族、对自己有个交代，总好过在这租界楼里，不死不活地困守余生，被嗣子鄙视，被女儿疏远。
这个念头一经升起，便如野草般疯长。他甚至开始构思奏折的内容：当以“兴学育才”为首要，这是最稳妥、最少争议的；可建议广设学堂，兼授中西；亦可提及“整顿吏治”、“振兴实业”……言辞务必恭顺，立意务必“补裨”，绝不可再像戊戌年那样激进……
然而，兴奋与幻想之余，冰冷的现实感与过往的惨痛教训，又如潮水般涌来。他想起了戊戌年自己签名上书后的惶恐，想起了谭嗣同血溅菜市口的惨象，想起了父亲吴长庆旧部袁世凯那意味深长的警告，更想起了庚子年自己因沙龙言论差点引祸上身的恐惧。朝廷真的会改弦更张吗？还是又一次的敷衍与欺骗？慈禧太后……真的会容忍真正的改革吗？自己上书，会不会再次被归为“新党”，招来猜忌甚至祸患？
两种力量在他心中激烈拉锯。一面是重获“价值”与“体面”的巨大诱惑，一面是对风险与失败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他坐立不安，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时而热血上涌，提笔欲写；时而心灰意冷，掷笔长叹。
就在这时，老仆送来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是文廷式辗转托人带来的。信中，文廷式以师长口吻，谈及新政上谕，语气却异常冷静，甚至带着几分悲凉：
“彦复见字：新政之诏，想已见之。此乃太后在洋兵未退、民怨沸腾之际，不得已而为之敷衍局面、收揽人心之策也。观其措辞，仍以‘圣贤礼教’为体，于根本政体避而不谈，所议无非练兵、筹饷、兴学等枝叶之事。中枢主事者，仍是荣禄、奕劻等顽固之辈，彼等岂真心改革？不过借新政之名，行揽权、敛财之实耳。吾恐此‘新政’，终将蹈洋务之覆辙，徒有其表，难收实效。且帝后嫌隙未消，朝局依旧险恶。吾辈经戊戌、庚子之痛，于天家事、庙堂谋，当有清醒之识，万不可再抱不切实际之幻想，重蹈覆辙。江湖虽远，然心可自主。望汝保重，勿为虚名浮利所动，徒惹风波。切切。”
这封信，如同醍醐灌顶，又像一瓢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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