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一次，吴保初甚至在她房中发现了秘密收藏的、油印的《讨满洲檄》等激进文宣。他质问女儿，得到的却是更加坚定的回应：“父亲，朝廷已将自己最后的遮羞布都扯下来了！它不能保国，不能卫民，只会卖国求存！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理由存在？女儿不愿再做这‘亡国奴’的顺民！”
吴保初无言以对。他知道女儿说得有道理，但那“造反”二字所带来的家族毁灭的风险，以及自幼浸淫的忠君意识，仍如枷锁般束缚着他。他只能苍白地重复：“慎言！慎行！租界也非绝对安全！”
就在这时，一个更直接的威胁逼近了。那位在工部局的朋友再次匆匆来访，面色严峻：“彦复兄，大事不妙！上海道台衙门与租界当局达成某种默契，要‘清理’一批‘言论悖逆、扰乱治安’之人。名单虽未公开，但北山楼……恐怕已在其中。捕房的人，或许不久就会来‘劝谕’，甚至……直接请你去‘谈话’。兄最好早做打算，近期沙龙……务必停了！令嫒那边，也千万约束，莫要再公开活动！”
朋友走后，吴保初如堕冰窟。最后一点虚幻的安全感也消失了。北山楼这个他经营多年、赖以存身的精神“孤岛”，在真正的强权与危机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停止沙龙？那他还有什么存在价值？约束女儿？他做得到吗？
他走到窗边，望着楼下街道上巡逻的印度巡捕和神色仓皇的行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连同这栋小楼，都不过是这殖民地秩序中一个随时可以被抹去的、无足轻重的点缀。恐惧，从未如此真切地攥紧着他的心灵。
三
相较于京沪的剧烈动荡，岭南所受的直接冲击似乎小一些。但“庚子国变”的消息，仍像一颗投入深潭的巨石，在丁惠康看似平静的生活中，激起层层沉重的涟漪。
他通过香港的报纸、教会的通讯以及往来商旅，迅速而详尽地了解了事态的整个过程。与陈三立的悲愤、吴保初的惶恐不同，他更多的是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在剪报册上记录、分析这场灾难。
他写下：“义和团之兴，源于民怨（教案）、迷信思想、官府的纵容与利用。其‘扶清灭洋’口号，既反映了底层朴素的爱国排外情绪，更是旧式农业文明对近代工业文明的本能抗拒与歪曲反应。清廷后党企图利用此力量打击洋人、巩固权位，是典型的政治投机与战略短视，完全无视国际力量对比与现代战争规律。”
又写道：“八国联军侵华，表面是报复义和团，实质是列强趁机扩大在华权益、巩固殖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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