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公共租界，北山楼。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初春，江南的湿寒尚未褪尽，这栋小楼却仿佛成为时局的缩影，各种情绪和思想交汇的“沙龙气候”。
自戊戌年后，吴保初的北山楼，在一种微妙而必然的演变中，逐渐成为了失意维新派、新兴革命党、乃至一些对时局不满的游离士绅的天然避风港与联络点。租界给予了一种畸形的安全，在这里，只要不直接冲击工部局统治，谈论“变法”甚至“排满”等言论与相关活动，所受限制竟比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歧视性限制还要少——但这绝非真正的自由，不过是殖民统治下荒谬的“宽松”假象。
这日下午，客厅里又是高朋满座，烟雾缭绕。居中慷慨陈词的，是自海外潜回不久的康有为。他虽经“衣带诏”出逃、周游列国，自视身负“皇上密诏”，言必称“保皇”、“勤王”，气度依旧恢弘，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颠沛风霜与不易察觉的焦躁。
“……故今日救中国之唯一正途，仍在保我光绪圣主！太后昏聩，信任群小，乃有庚子拳乱之祸，几致宗社倾覆！今幸东南互保，暂得偏安，然中枢糜烂，君父幽囚，此天下第一痛事！我辈同志，当以海外集资、联络会党、运动疆臣为要务，一旦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上，清君侧，复皇权，续行新政！”康有为挥舞着手臂，目光扫过在场诸人，尤其在唐才常脸上停留片刻。唐才常是谭嗣同挚友，正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自立会”），密谋在长江流域起事“勤王”，与康有为有所联络。
坐在窗边阴影里的章太炎，却发出一声峻刻的冷笑。他依旧是不修边幅的样子，头发蓬乱，目光犀利。“南海先生高论！保皇？保哪个皇？光绪固然比慈禧开明些，然其身为满清皇帝，其政体为异族专制之政体，此根本之弊不去，纵使复辟，不过重演戊戌旧事，甚或再出一个慈禧！中国之病，在满清统治，非在一两个皇帝之明暗！唯有‘革命排满’，创建共和，方是根本解决之道！”
“太炎兄此言差矣！”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立即反驳，“君主立宪，乃英国、日本富强之基，最合我国情。骤行共和，必致天下大乱，列强瓜分之祸立至！何况革命之说，煽动暴乱，实为康先生所言之‘乱党’行径！”
“乱党？”章太炎嗤之以鼻，“洪杨之事，或可曰乱党。今我辈倡言革命，乃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何乱之有？尔等保皇，不过是想做那‘帝师王佐’，维护一家一姓之私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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