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开口要钱，却被下属一口给回了，气氛肯定尴尬。
作为全国财政上缴排名第二的江宁藩库，前年上报给朝廷的赋税总入高达五百四十万两，怎麽今天就连七十万两都拿不出了？
原因在於江宁原本赋税收入其实只有二百多万两，其与苏州藩库加一起也不到五百万两。之所以於嘉庆元年、二年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甚至一度有超过苏州藩库的势头，是因为福昌为了获得政绩，将江宁布政使司名下所辖的各种公田官产，能卖的都卖了，能租的都租了。
比如江宁附近的钟山、栖霞山以往官府是派兵看守防止盗伐，如今却被承包给木材商「合理采伐」，每年藩司从中抽成十二万两。玄武湖、莫愁湖也被承包给渔行科学打鱼种藕，年收三万两...
如此，江宁财政收入才能连续两年翻一番，坊间戏称藩台大人福昌为「小福卖光」。
「大福卖光」则是说江苏巡抚福崧。
福昌在江宁的种种做法便是学习前辈福崧的经验。
苏州那边，卖的比江宁还狠！
将公田官产大肆出售出租是有违祖制的，因此这种激进改革的做法自是引得朝中不少保守派御史的弹劾，却均被太上皇他老人家给压了下来。
毕竟，首开地方官员大卖特卖的福崧是太上皇亲手树立的典型，也是太上皇同意的新型开源手段，这个省开源一点，那个省源一点，太上皇他老人家的银行卡余额不就又有了嘛。
所以，只要太上皇在，福崧就不能倒，其他学习福崧的官员也不能被处罚。
要不然，就是对太上皇他老人家的否定，是对乾隆大帝的抹黑。
能卖的都卖了，能租的都租了，江宁的赋税收入自然回跌到原来的缴纳线，田赋正税、关税盐税以及种种商税都是固定的，除了横徵暴敛是不可能让这些基本财政盘多变出一文钱的。
即便如此，江宁藩库也不可能连七十万两都拿不出来。
总督大人需要一个解释，一个合理解释。
「藩库今年收上来的银两早已有了归处，春上办漕运的银两去了四十五万，六月间江宁、扬州两府修河堤的工款又拨了八万，上月兵部催解军需银三十万两，协饷又去了四十万两...官员俸禄、养廉银、绿营兵饷...」
福昌几乎是掰着手指头一笔一笔给总督大人算帐。
「藩库现在帐面上能动的银子满打满算不超过五十万两，若大人非要支取，那下官只能暂扣各州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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