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有一批‘好东西’要送往前线某个关键位置。”
“那真正的补给……”马德威问。
“由薛仁贵亲自负责，挑选最可靠的‘夜不收’和老兵，伪装成商队或民夫，分多路、多批次，将实打实的箭矢和火油秘密运往秦王指定的坐标。路线、时间、接头方式，仅限薛仁贵及秦王指定的前线联络人知晓。”杨军布置得井井有条，“同时，稽核房要对近期所有接触过‘狼头峪’相关文书、或可能知晓此‘诱饵’计划的人员，进行秘密的背景再核查和行为观察，注意任何异常动向。”
使司如同一台精密的仪器，在杨军的操控下，开始为秦王的双重计划提供关键的“道具”与“烟雾”。
就在使司为“狼头峪计划”忙碌时，朝堂之上，一场看似与北疆战事无关、实则暗藏玄机的风波，悄然刮起。
五月底，有御史弹劾齐王李元吉在洛阳留守期间“纵容属官侵占民田，强买商铺，致民怨沸腾”，并附上了几份“苦主”的状纸。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齐王素行不佳，此类指控并非首次。皇帝李渊见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下旨申饬，令齐王“闭门思过，严束下属”，并未深究。
然而，随后几日，陆续又有几份来自不同渠道的密奏，内容更为敏感：有提及齐王府护卫与某些背景复杂的商队过往甚密；有暗示齐王在河东、陇右的庄园，近年收入颇丰，来源可疑；甚至有一份语焉不详的密报，称去岁曾有突厥装扮的商人，在洛阳附近与齐王府的某位管事有过接触……
这些奏章并未直接指控齐王通敌，但将其与“商队”、“边地”、“突厥”等敏感词汇隐隐联系起来，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下投入了几颗石子，涟漪虽小，却足以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和联想。尤其是皇帝李渊，他对儿子们的举动向来关注，这些零零散散的“风闻”，或许不足以让他立刻相信齐王有叛逆之举，但足以在他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并让他对齐王及其盟友太子的动向，多留一分心眼。
杨军通过特殊渠道，很快知晓了朝堂上的这番暗涌。他立刻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秦王一系发起的、针对齐王的试探性攻击，目的不是立刻扳倒齐王，而是制造舆论压力，干扰其心神，甚至可能迫使与齐王关联的势力（如“胡记”柜坊及其背后的网络）有所动作，从而暴露更多破绽。
“秦王殿下……已经开始落子了。”杨军心中暗道。这步棋走得巧妙，不直接触碰最核心的“通敌”指控（那需要铁证），而是从齐王的其他劣迹和模糊的边界行为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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