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个就是支前任务重。
上级要求的军鞋、军粮、炒面任务一波接一波，数量大、时间紧。
老乡们觉悟高，都咬牙支持，但确实占用了大量青壮劳力和畜力，眼看春耕就要开始，人力畜力都显不足，部分群众家里存粮消耗也大，心里有点发慌。”
“第二个，是镇反运动深入以后，社会秩序好了，但也牵出不少历史旧账，有些小地主、旧职人员问题不大但很恐慌，生产积极性不高。
如何精准把握政策，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也不扩大化影响生产，这个度，我们还在摸索。”
“还有，就是上级这段时间一直强调的反贪污、反浪费、反腐败的‘三反’苗头。”
张文杰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桌上那篮礼物，语气更加郑重，“虽然还没发现大的贪腐问题，但像接受群众礼物这类‘小事’，在一些干部思想里确实不觉得是问题，甚至认为是‘干群关系融洽’的表现，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普遍，也很危险。”
张文杰的语气变得更加严肃，他向前倾了倾身体，继续汇报：“更值得警惕的是，讲排场、比待遇的细微苗头又开始冒头了。
比如，有的科局下去检查工作，开始讲究起吃喝标准，觉得粗茶淡饭‘没面子’；
个别同志开始打听其他地区同级干部的待遇，攀比办公条件、配车标准；
甚至有些会议上，空话、套话多了起来，实实在在研究问题的风气反而淡了。”
他看了一眼陈朝阳凝重的表情，深吸一口气，说出了最关键的判断：“这种种迹象，根子上是一种思想上的松懈。
部分同志觉得革命胜利了，枪杆子握牢了，可以稍微松口气，享受一下‘革命的果实’了。
这种‘革命到头’的思想，比一两个贪腐分子更可怕……”
“而且，首长，”徐卫华接过话头，眉头紧锁，“这股风不仅仅在干部中间。
一些群众，特别是和我们机关打交道多的村镇干部、积极分子中间，也出现了不好的攀比风气。
比如，哪个村给工作队送的慰问品更‘丰盛’一点，哪个军属得到的照顾更多一点，都会成为他们私下比较的话题。
虽然都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但这种拥护如果表现在物质攀比上，就变了味。”
“这种风气，最近……或许是因为支前任务重，各级检查督导来得频繁，下面的人又想‘表现’，或许是因为外界某些地区传来的不好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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