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告业——在人们睡眠时植入产品信息。你们会考虑这样的合作吗？”
这个问题让我心头一紧。确实有公司提出过这样的合作，而且开价不菲。
“绝对不会，”我坚定地回答，“我们的技术只用于医疗目的，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辩论结束后，团队陷入了沉思。艾米莉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可能低估了这项技术引发的伦理担忧。”
Raj补充道：“也许我们需要建立更严格的使用规范。”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办公室回顾辩论的录像。弗洛伊德老师静静地观察着我。
“感觉很熟悉，”他说，“当年精神分析被指责破坏家庭价值，催眠疗法被指控操控人心。每个突破性的心理学进展，都要经历这样的质疑。”
“但我们确实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我承认，“当我们可以影响人的潜意识时，界限在哪里？”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邀请最严厉的批评者加入我们的伦理委员会。出乎意料的是，几位批评者接受了邀请。
在新的伦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制定了“梦境技术五准则”：
1.仅用于缓解病理性痛苦
2.完全知情同意
3.尊重文化多样性
4.禁止任何商业或政治用途
5.完全透明公开
这些准则后来成为行业标准，但在当时，却在公司内部引发了争议。
“这等于自缚手脚，”一位投资人抱怨，“我们完全可以先发展技术，再讨论伦理。”
更让人压力倍增的是，竞争对手趁此机会加快了产品推广，他们的伦理标准明显低于我们。
在董事会上，我坚持立场：“如果我们现在放弃伦理底线，将来一定会后悔。科学不仅要问‘能够做什么’，更要问‘应该做什么’。”
最艰难的考验来自一位亿万富翁的邀约。他希望我们为他的精英俱乐部定制“快乐梦境”服务，开价足以解决公司三年的资金需求。
团队内部产生了分歧。陈浩认为可以接受：“只要不用于医疗，就不违反我们的准则。”
但苏晴坚决反对：“一旦开了这个口子，我们就背离了初心。”
在激烈的讨论后，我们最终拒绝了这笔交易。
这个决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自然》杂志以此为例，发表了题为《当科技公司选择伦理 over利润》的社论，称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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