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前的日子过得飞快。实验室举办了欢送会，师弟师妹们制作了精美的纪念册。翻看着这些年的照片，从青涩到成熟，每一张都记录着成长的足迹。
原园特意从非洲赶回来送我。在我们高中常去的奶茶店，她笑着说：“记得高二那年，你说要学心理学时，我还担心你找不到工作。现在，你要去哈佛当教授了。”
我也笑了：“那时候的我，连哈佛是什么都不敢想。”
临走前，我去看望了张女士。她的气色很好，正在准备女儿的小学入学手续。
“听说你要去美国了，”她握着我的手，“不管在哪里，都要继续你的研究。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在等待着你们的帮助。”
这句话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飞往波士顿的航班上，我看着逐渐变小的北京城，心中百感交集。方舟坐在旁边，轻轻握住我的手：“新的冒险开始了。”
哈佛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我的实验室设在威廉·詹姆斯楼，这里曾经走出过无数心理学巨匠。第一次站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看着门上“林夕今博士”的名牌，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开学第一周，我迎来了第一批研究生。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眼中闪着对知识的渴望。在第一次组会上，我说：
“在这个实验室，我们不仅研究梦，更研究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发现，都可能为黑暗中的人带来光明。”
课程教学比想象中更具挑战。哈佛的学生思维活跃，提问犀利。有一次在讨论梦境干预的伦理问题时，一个学生直接问：
“教授，如果我们可以编辑梦境，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这个问题让我沉思良久。课后，我与弗洛伊德老师讨论这个话题。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伦理困境，”他说，“在我那个时代，探索潜意识被视为侵犯隐私；现在，你们面临的是更复杂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跨太平洋研究网络逐渐完善。波士顿的清晨，我经常与北京的团队视频会议；哈佛的深夜，正是北师大的白天。这种全天候的研究模式，让我们的进展大大加快。
感恩节那天，实验室的美国学生邀请我去家里过节。坐在陌生的环境中，品尝着传统的火鸡，我突然想起了北师大食堂的饺子。
“想家了？”方舟轻声问。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这就是选择的代价。但值得。”
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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