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前夜，燕京。
天安门广场上的最后一盏探照灯在晚上八点亮起的时候，长安街两侧的观礼台还在进行最后的清扫和布置。
工作人员蹲在台阶上，用抹布一遍一遍地擦拭着每一级台阶，连扶手下面的死角都不放过。
观礼台上的座椅已经按照编号排列整齐。
广场中央，那根高达三十多米的旗杆在夜风中静静矗立。
旗杆顶端的滑轮装置已经反复检查了十几遍，负责升旗的仪仗队官兵在下午进行了最后一次演练。
从金水桥南侧出发，正步走到旗杆下，全程一百零三步，用时两分零七秒，分秒不差。
但此刻，旗杆上空空荡荡。
那面五星红旗还躺在营地保险柜里，叠得整整齐齐，由两名仪仗兵轮流值守，寸步不离。
广场外围的警戒线在下午四点就已经拉起。
武警战士每隔五米站一个，背对广场，面朝外围，目光警惕地在人群里扫视。
警戒线外面，已经有不少人在等了。
不是工作人员，不是安保人员，是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有的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有的开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车。
有的拖家带口、带着老人和孩子。
在金水桥两侧的人行道上找了个位置坐下来，铺一张报纸，或者垫一个塑料袋，就那么坐着。
天还没黑的时候，人还不算太多。
零零散散的，三五个一群，在警戒线外面站着聊天，或者举着手机拍广场的夜景。
随着天色渐渐暗下来，人越来越多，像潮水一样从各个方向涌过来，从广场外围的人行道一直延伸到长安街两侧的便道上。
一个穿着军绿色旧式军装的老人坐在金水桥东侧的花坛边上，面前摆着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馒头和一根黄瓜。
他的军装洗得发白，领口的扣子掉了两颗，用别针别着。
旁边有人凑过来跟他说话：“老爷子，您当过兵？”
老人抬起头：“嗯，当了二十三年。铁道兵，修铁路的。”
“那您怎么来的？家里人陪您来的？”
“一个人来的。从老家坐火车，硬座，坐了二十六个小时。”
老人拍了拍身边的塑料袋，“带了点干粮，够吃到明天。看完阅兵，再坐二十六个小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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