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路遥遥，来时万里关山，归时孤身一人。
云海下的世界再美好，终究不是自己的家乡。
其实关于沈复兴的独自回返，留下的三人也有过一场辩论。
尤是胡适之带头对狂妄且不知的武夫沈复兴一通批评，差点将他打入旧军阀旧封建思维的代表人物。
特别是沈复兴自来到华盛顿之后半点没有不适应，倒是时常用那些嫌弃的目光看向在他眼中高高在上的人或事。
若是连如此文明发达的国家在你眼中亦是如同粪土，那家乡的那些土坯房，真当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
年轻人太狂。
狂过胡适之！
宋子文更是坦言：“古今未有之人，我本想说他无知，可偏偏这武勋盖世的维安却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见识。”
“我又想说他不通政治，却能签下这九条合约，远超我等想象，甚至委员长都忍了那《租借法案》的税务稽查。”
“我还想说他狂妄自大，可我却看不到他的倨傲之色，那日机场接风，偏偏对那些留学学子格外上心，似乎在他看来，知识才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
此话一出，胡适之很不满意，颠来倒去，你宋子文这是拿我跟沈维安比较，恶心我呢？
倒是王宠惠力压三人，为沈复兴的此行盖棺定论：“武夫已经做了武夫该做的事情，胡适之，吾等读书人，是不是也该做一些读书人该做的事情？”
只这一句，便让宋子文含笑撤离辩论，自是要看两位文科生如何博弈。
可不曾想，胡适之一听到武夫与读书人，便立刻偃旗息鼓。
便是读书人这三个字，让胡适之有些破防。
少年时，他受到传统儒家教育熏陶，曾自制孔子神位焚香跪拜，视孔子为精神偶像。
不少人在他留美后转向批判程朱理学时，将此事拿来说道。
此事在新文化运动中尤甚！
胡适之自辩聚焦批判宋明理学，而非孔圣本人。
在民国29年，他发表《说儒》开始重构儒学观，开始重回本土文化，那时他已经年逾40，不再是那个受杜威实验主义影响的年轻人。
如今年过50的胡适之听到读书人该做的事情，回望自己半生，除了革新文学，整理国故，便是那本《哲学史大纲》让他尤为满意。
可生不逢时，外敌入侵，山河破碎。
这种情况下，读书人三个字的含金量便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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