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童贯于济州城下进退维谷、焦头烂额之际，一股无声的暗流，已悄然涌入了千里之外的东京汴梁。
起初，只是在某些较为开放的士子聚集的书坊、茶楼，或是一些消息灵通的中下层官员府邸的案头，悄然出现了一份份折叠整齐、纸质略显粗糙的《梁山新报》。它们如同蒲公英的种子，不知从何而来，却带着来自山东前线的、与官方奏报截然不同的气息。
当第三期《梁山新报》送达时，其头版赫然刊载着《童贯十万大军顿兵坚城，偏师两万五千遭骑射尽殁》的详细报道！文中不仅描述了童贯大军在济州城下被火炮轰得溃不成军、连城墙边都摸不到的窘境，更将王义、马万里、周信偏师如何被梁山轻骑如同群狼戏牛般轮番骑射、最终几乎全军覆没的过程，描绘得绘声绘色，时间、地点、伤亡数字，甚至马万里中箭身亡、王义周信负伤而逃的细节都一清二楚！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童贯八百里加急送往东京的奏报，也摆在了宋徽宗赵佶的龙书案上。那奏报依旧秉承着童贯一贯的风格，词藻华丽，避重就轻。只言“大军已抵济州，与贼对峙”，将顿兵不前的窘迫美化为“稳扎稳打”；对于偏师的惨败，更是轻描淡写为“小挫”，将两万五千人的损失缩水为“数千”，马万里之死更是含糊其辞，反而大谈“侦得贼寇虚实”、“消耗贼寇有生力量”云云，字里行间，竟还隐隐透着几分请功之意。
两份内容大相径庭、真假难辨的报告同时呈现，让一向沉溺于书画花石、对军政大事本就稀里糊涂的徽宗皇帝，彻底懵了。
垂拱殿内，徽宗拿着两份文书，左看右看，眉头紧锁，喃喃道：“这……童爱卿说小挫敌军，侦得虚实……这《梁山新报》却说官军大败，损兵折将……众卿家，朕……朕该信哪一个？”
朝堂之上，顿时如同炸开了锅。
太师蔡京、殿帅高俅等人，自然是力挺童贯，言辞凿凿。
“陛下明鉴！此必是梁山反贼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乱我军心士气！童枢密久经战阵，老成持重，其奏报岂能有假？”
“《梁山新报》？此乃大逆不道之物！妖言惑众，诽谤大臣，诋毁天兵！当立即查禁，严惩传阅者！”
而一些较为清醒，或与蔡京一党不甚和睦的官员，如李纲、宗泽等，虽未全信《梁山新报》，但结合前线久无捷报、童贯大军滞留不进的实际情况，心中已信了七八分。李纲出列奏道：“陛下，空穴来风，未必无因。童枢密出征已久，若真如奏报所言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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