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积，污水横流，饮用水供应也日益紧张。
这帮西夷粗糙的治理手段，面对如此规模的城市早已捉襟见肘。
万般无奈下，王室只能屡次下令，禁止在伦敦城外三英里之内新建房屋，既怕城区膨胀难以管理，也怕瘟疫、流民与骚乱在城市中滋生。
这座城，俨然是新兴商业阶层与旧式贵族利益交织的温床。
也正是因此，当查理一世多次绕过议会擅自征税时，伦敦的商人最先感受到切肤之痛。
他们对这位国王的不满，远比乡野百姓来得更早、更深。
而威斯敏斯特则比较特殊，他坐落于伦敦城以西数里的泰晤士河北岸。
自忏悔者爱德华在此修建大教堂以来，这一带便逐渐成为英格兰王室的重要驻地。
历代王宫、议会大厅与大教堂汇聚于此，英格兰的政治权利，便浓缩在这片方圆不过数里的土地上。
伦敦城与威斯敏斯特，一东一西，一商一政，共同构成了英格兰的权力中枢。
查理一世即位之后，继承了父亲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财政困境，却又不愿意接受议会对王室财政的过多限制。
所以多次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征收船税，扩大王室财政收入来源，还试图通过各种罚款、特许经营和强制借款等方式敛财。
这些做法极大的触动了伦敦商人的利益！
在他们看来，倘若国王今日可以绕开议会征收船税，明日便可能以其他名目征收更多税款。
既然王室可以随意改变贸易规则，那么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又如何能够得到保障？
所以，伦敦的商人阶层，逐渐成为反对查理一世的主力。
正因如此，当查理一世与议会派彻底闹翻之后，也不敢留在伦敦，而是选择带着忠于王室的贵族与军队迁往牛津，试图依靠各地贵族的私人武装和王室军队，重新夺回对英格兰的控制。
而英格兰宣布成为大明藩属国的消息传到伦敦之后，议会派内部也颇有些骚动。
倒向大明的贵族与坚定反对国王的派系，两派之间争吵不休。
但以约翰·皮姆与汉普登为首的议会安全委员会核心人物，却是铁了心要彻底推翻国王，让议会掌握英格兰的全部权力。
在他们看来，大明远在万里之遥，就算真想干涉英格兰局势，也需要至少一年时间从本土乃至天竺、埃及抽调兵力。
只要赶在大明大军到来之前拿下牛津、生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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